朝堂傾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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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負擔。

接著又相繼廢除市易法、保馬法，然後又提拔了一名叫鮮于侁的官員任京東路轉運使。在緊接著，把當時已經被貶到河東路的呂惠卿一貶再貶，連貶三次。

值得注意的是，鮮于侁是舊黨，而且曾是司馬光洛陽休閒群的群成員，哥兒幾個曾一起在洛陽聚會交遊。

而呂惠卿這就不用說了，新舊兩黨得罪過來一遍。可問題是，呂惠卿早在神宗朝因為背叛王安石已經被神宗外放貶謫，說難聽點兒，神宗已經打過屁股了，你高後、司馬光上臺之後再接著翻舊賬深挖，是不是有點兒過了？

高後和司馬光展開的這一系列活動起了一個非常壞的頭兒，就是為了黨爭可以不顧底線，凡是舊黨一律提拔重用，凡是新黨一律打擊到底。

在之前無論是慶曆新政還是熙寧變法，新舊兩派僅限於執政思想的鬥爭，無論哪一派佔上風，只要對方的政治理念有可取之處統統照常任用，根本不計較對方的派別。

但是從哲宗即位，元佑年間開始，北宋政壇徹底進入黨同伐異的狀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司馬光的廢新法行動執行了半年多，到了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二月，廢除新法行動暫停，因為首相蔡確回來了。

蔡確是個堅定地新黨，而且一直追隨王安石推行變法，從基層地方官做到諫官又到制置三司條例司，一路提拔上來。既然是堅定的新黨那就有著跟王安石類似的性格，強硬。而且蔡確跟之前歷屆山陵使不一樣，人家修陵任務結束了要主動提出辭職，蔡確不提，而是接著回來主持中書執行。

畢竟是首相，首相不在的時候司馬光可以直接給哲宗上奏疏然後高後代哲宗同意接著下詔頒佈命令，但首相回來了，這事兒就不能這麼辦，哪怕宮裡頭高後哲宗再怎麼支援司馬光都不行。

在這裡我們簡要說一下宋朝的政令制度，因為之前朝中雖然有不同意見也有對抗，但總體上大家還是共同秉持一顆公心，不搞黨爭。可元佑年間開始不一樣了，激烈的黨爭使得朝廷分裂嚴重，有時候政令的發出就非常有講究，誰來發、怎麼發，這些都在反映鬥爭的走向。

凡大政方針要下達，必須是皇帝下詔，詔書分為兩種，一種是嚴肅正規的，叫做制書；另一種是相對靈活的，叫做敕書。

制書又分兩種，一種叫內製，由翰林學士在皇帝的授意下起草，然後直接釋出，一般用於后妃、親王、宰相、樞相、三公、節度使這種高階人員的任命。本來在這個自留田皇帝是可以完全獨斷專權的，但得益於宋朝寬厚的政治環境，皇帝也不敢完全拋開群臣，比如仁宗想給張貴妃伯父封個節度使都被包拯噴了半天，最後也沒封成。

還有一種叫外製，是除內製以外的日常國家大事，由宰相們授意，中書舍人起草。中書舍人顧名思義，就是宰相的直接下屬，有專門的辦公地點叫中書舍人院，就在中書隔壁。

中書舍人編制一共六人，每個人都有起草誥命的責任。但由於這個崗位要求高工作重壓力大，常常缺編，這時候就會有其他官員兼任其職能，就叫知制誥。

外製的釋出需要由宰相或皇帝先給知制誥一個大體意見，叫做詞頭，知制誥根據這個詞頭來起草外製的制書，然後由宰執們和皇帝共同簽署釋出。

民主至上的宋朝給了知制誥一個特權，如果知制誥認為宰相們或者皇帝的意見不合理，可以不執行，把詞頭封駁。

真是民主到家了，在宋朝，無論是中書舍人還是其他官員任知制誥的，都是朝廷重點提拔物件，很多閣臣都曾當過知制誥然後繼續升遷，按說在這個位置上把上級交辦的任務做好那可定就是仕途坦蕩，可就有很多強硬的知制誥就是認死理，不妥協。

比如富弼、王安石就都曾經封駁過領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