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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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省試上增加了一道難關。不少人省試透過了，殿試卻遭黜落。宋人的《邵氏見聞錄》與《燕翼貽謀錄》等書記載：“本朝自祖宗以來，進士過省赴殿試，尚有被黜者。遠方寒士，殿試下第，貧不能歸，多有赴水死者。”皇帝用殿試取黜士人，那麼落第者的怨憤必定直接指向皇帝。有個叫張元計程車人，多次殿試落第，憤而投奔西夏，幫西夏出謀劃策，西夏軍連年侵宋，宋軍迭遭慘敗，鬧得北宋君臣不安，大臣們都怪殿試黜落士人。於是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正式下詔“進士殿試，皆不黜落”，此後舉人透過省試後，就算穩拿進士，殿試只排列名次。

宋朝大幅增加了科舉錄取名額，宋太宗在位二十二年，僅進士一科取人近萬名，平均每年達四百五十餘人。唐朝總共取進士總數才六千多人。宋仁宗對進士名額做了限制，規定每科不超過四百人。按三年一科算，平均每年仍達一百三十多人。宋朝平均每年取進士數是唐朝每年取進士數的十幾倍。

宋代科舉是為有錢人家所包攬的。[44]呂蒙正、范仲淹、歐陽修等寒士在科舉及第者中是極少數，而且他們也並非貧苦農民出身。科舉所需的經濟開支，的確不是一般農家所能負擔的。[44]三蘇父子本是四川眉山縣的殷實人家，嘉佑元年（1056年）蘇洵攜兒子進京趕考，蘇軾兄弟雖金榜題名，然而家當也開銷的差不多了。次年蘇洵之妻病死眉山，父子三人奔喪回籍，家中已是一派“屋廬倒壞，籬落破漏，如逃亡人家”的慘景。[43]這還不包括十年寒窗不事生產的花費。小戶人家豈敢問津如此科舉？北宋科舉名額的擴大幾乎把全社會的讀書人都吸引了進去，科場競爭激烈，士人頭白身衰，出入科場，死而後已。而在唐代，科舉還不是士人的唯一出路，還不足以吸引整個知識階層。

宋代科舉杜絕引薦，純以試卷定取捨，但考試內容的不合理卻因此更加突出，詩賦、經義並不是選拔人才的科學尺度。像王安石、蘇軾兄弟、范仲淹這樣兼長文學與政事的人才，實在是鳳毛麟角。唐代“通榜”辦法允許考官有較大的自主權，只要考官正值，就能選出那些雖不長於文詞卻德才兼具計程車人，唐代政績卓著的卿相大臣比宋代多。而宋代科舉一決於考卷，便使不長於文學的才能之士難於出頭，而單有文采卻不懂治國理民的人可能選在高第，例如黃庭堅、張九成等等。

而彌封、謄錄這些法律隨著南宋政治腐敗而日益受到破壞。北宋統治者為了籠絡知識分子而全面擴充科舉取士名額，由此形成後期封建社會的一大普遍弊端，即嚴重的冗官問題。由於宋代進士錄取額是唐代的十多倍，為了安插眾多科舉入仕者，宋朝大幅增加官僚數量，兩宋的官吏隊伍空前龐大臃腫，行政效率極低。宋代科舉取士之濫，造成官冗之弊，許多官員侯缺久，生活苦難，一旦到任，“侵漁求取“（侵奪索取別人的所有），“無所不為”（什麼壞事都做），剝削無所不至。

中落

元代

從端平元年（1234年）蒙古滅金，到延佑元年（1314年）元朝開科舉，北方的蒙元統治區域內長達八十年之久停廢科舉，這是整個中國科舉史上最長的一次中斷。[45]元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元朝的首屆科舉會試開場。元朝科舉每三年一次，分鄉試、會試、殿試三級。鄉試即唐宋時的發解試。蒙古人、色目人只試經義、對策二場；漢人加試一場，為賦與雜文各一篇。鄉試在各省舉行，每年八月選出舉人三百名赴京師會試。會試在次年二月舉行，內容跟鄉試一樣，取進士百名，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各佔二十五名。殿試在同年三月舉行，試策一道，蒙古、色目人的題目與漢人、南人不同。殿試不黜落，只定名次。殿試結果分左、右兩榜公佈，蒙古人、色目人五十名列右榜（元代以右為尊），漢人、南人五十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