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零六章 徽宗趙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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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佶生於元豐五年（1082年）農曆五月五日，自幼養尊處優，逐漸養成了輕佻浪蕩的性格。據說在他降生之前，其父神宗曾到秘書省觀看收藏的南唐後主李煜的畫像，“見其人物儼雅，再三嘆訝”，隨後就生下了徽宗，“生時夢李主來謁，所以文采風流，過李主百倍”。這種李煜託生的傳說固然不足為信，但在趙佶身上，的確有李煜的影子。徽宗自幼愛好筆墨、丹青、騎馬、射箭、蹴鞠，對奇花異石、飛禽走獸有著濃厚的興趣，尤其在書法繪畫方面，更是表現出非凡的天賦。元符三年正月，年僅25歲的宋哲宗病死，宰相章惇主張依禮、律，當立哲宗同母弟簡王趙似，否則當立長弟申王趙佖，但向太后（神宗皇后）以自己無子，神宗諸子皆庶子，排除患有目疾的趙佖後，主張立哲宗次弟端王趙佶，章惇指出趙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向太后以宋神宗語駁斥章惇：“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當立。”最終向太后在曾布、蔡卞、許將等執政的支援下，立趙佶為帝。

徽宗即位後，向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太后在神宗時即是守舊派，當政後隨即任命守舊派、韓琦長子韓忠彥為執政，不久又升任右相，左相章惇、執政蔡卞等相繼受攻擊，蔡卞首先被貶任知府；同時恢復被貶逐的守舊派官員的名位，守舊派官員接著相繼上臺。當年七月，向太后還政後不久，反對立徽宗為帝的左相章惇被罷相，韓忠彥升任左相，曾布升任右相。當時守舊派與變法派的鬥爭日趨激化，也有官員認為元佑、紹聖均有失誤，應該消除偏見，調和矛盾。於是改次年為建中靖國，以示“本中和而立政”，“昭示朕志，永綏斯民”。但是新舊黨爭不僅沒有停止而是愈演愈烈。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鄧洵武首創徽宗應紹述神宗之說，攻擊左相韓忠彥並推薦蔡京為相，得到執政溫益的支援，為徽宗所採納，首先於同月末決定改明年為崇寧元年，明確宣示放棄調和政策，改為崇法熙寧變法。蔡京是個政治投機者，王安石變法時擁護變法改革，元佑初又附和司馬光積極推翻新法，紹聖初又積極附和新法，徽宗即位後不久受守舊派攻擊而被奪職提舉宮觀閒居杭州，結交赴杭收集書畫的宦官童貫，蔡京以擅長書法逐漸受到可以稱之為畫家、書法家的宋徽宗的賞識，鄧洵武、溫益知道徽宗必將重用蔡京，在進呈紹述新法意見時都力薦蔡京，認為徽宗“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崇寧元年五月，左相韓忠彥首先被貶任知府，蔡京升任執政。隨後右相曾布也被貶任知州，蔡京升任右相，不久又升為左相，獨相達三年之久。其後雖曾二次罷相，但又復相或以太師控制朝政，位在首相（徽宗改左僕射為太宰作首相，右僕射改稱少宰為次相）之上。徽宗末年，致仕已多年的蔡京還以太師領三省事掌握朝政。徽宗時期始終是蔡京及其黨羽的天下，他們打著紹述神宗改革的旗號，作為排斥異己打擊反對者的幌子。蔡京等打著紹述新法的旗號，無惡不作，賄賂公行，賣官鬻爵，“三千索（“索”意與貫同），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巧立名目，增稅加賦，搜刮民財。又如徵收所謂經制錢，是“取量添酒錢及增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斂之於細，而積之甚眾”。苛捐雜稅，積累了大量財富，“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於是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大興土木，不僅在宮城之北建築稍小於宮城的延福宮和規模更大的艮嶽，還乘機利用搜刮的民財大修各自的豪華宅第。為了阻止其他官員的議論，詔書也不依中書省草擬、門下省複核、上奏後頒行的正規途徑，而是請徽宗親書後即頒行，稱為“御筆手詔”，甚至請宦官楊球代書，號稱“書楊”，以達到他們任意胡作非為的目的。徽宗初年，宦官楊戩先設“稻田務”，開始在汝州立法，可以種稻的田土，收索民戶田契，輾轉追尋，直至無契可證，將超出原始田契的土地稱為公田，種植戶即作為佃戶，須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