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朝和武周合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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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自己與自己家人的生活始終接近清貧，甚至王莽的妻子因為穿著樸素出門迎客被認為是僕傭。呂思勉認為凡是作偽之人，必然是有所圖的，而王莽代漢稱帝所圖達到之後卻並無改變，一生作為如一，又如何能稱其為偽？更重要的是，王莽改制成為中國文化的一次重大轉變，在西漢及以前，凡是談論政治的人大多對社會現狀進行攻擊要求改革，至東漢及以後，玄學、佛學先後興起，都強調適應社會，而不再追求改革。王莽的行事，諸如恢復井田等，其實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從先秦以來仁人志士的公意，無論成敗，都應由抱有此類見解的人士共負，而不是王莽一人之責。史學家韓復智認為王莽的經濟改革對解決當時的經濟問題有一定的幫助。他在《兩漢經濟問題癥結》中提到王莽推行的經濟措施“除變更幣制外，可謂都切中時弊，真正兼顧到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兩方面。”其說法是基於王莽一方面把全國土地收歸國有，平均分配給人民。另一方面，他強制有勞動能力的人從事生產，以改善農民生活。其次，他實行五均六筦，不僅防止資本家的兼併和農民遭受重利盤剝，並且扶助小商人的經營，用來救濟農民。但同時變更幣制的經濟措施卻令通貨膨脹的情況惡化和幣制混亂，而貧窮的人民更加未能在拉闊了的貧富差距下受惠。連富裕的商人亦都破產。雖然如此，王莽的社會經濟改革仍然得到韓復智的正面評價。劍橋大學史學家崔瑞德及魯惟一在《劍橋中國秦漢史》表示王莽如果沒有真才實學，他不能升為攝皇帝。又他代漢建立新朝，孺子劉嬰受到了他不尋常的寬待，雖然被廢但沒有被殺且能過著隱居的生活。而王莽也將孫女嫁給劉嬰。在始建國元年爆發了兩次原劉氏皇室的起事，王莽很快就派員鎮壓並牢牢地控制漢室政府，在長安建都。也有一些人對王莽的評價持謹慎態度。如范文瀾說：“王莽是企圖解決問題的一人”。（《中國通史》第二冊）胡寄窗認為“王莽既不是一味模仿前人的抄襲者，也不是一個想把歷史拉向後退的復古者”，“他絕不是一個進步的思想家，也不是什麼改良主義者，王莽只是一個對經濟問題具有一定觀察力的封建剝削階級的知識分子”。（《中國經濟思想史》中冊）蕭立巖說：“王莽在中國歷史並不是一個很壞的皇帝。”（《略論王莽及其改制》，《齊魯學刊》1981年第6期）[13]從另一角度看，王莽也是書生式政治家。王莽登位後推行之新政，大抵都是為了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如屢次改變幣制、更改官制與官名、以王田製為名恢復井田制，把鹽、鐵、酒、幣制、山林川澤收歸國有，都是不停回覆西周時代的周禮模式。可是古今風俗不同，環境各異，源於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時合宜。而這些新政都是違反了歷史規律，所以推行失敗，自屬歷史必然。所以這個角度看，王莽是一個事事復古，脫離現實的政治家，就正如史家錢穆所言：“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種書生的政治。”中國傳統歷史學強調忠君、家天下等理念，對王莽的評價普遍不高，一般都認為他只是一位“偽君子”，眾口一辭的千古罪人。東漢朝修訂的《漢書》就把王莽列作“逆臣”一類，可見一斑。而後世評價也大抵是受到了後漢時代史家所影響。事實上王莽本身是篡漢而取得帝位，而同時也是漢朝宗室所滅，從漢朝政權來看，王莽被視作“逆臣賊子”，並不奇怪。而他在取得帝位前的種種行徑，更被視為王莽作為“逆臣賊子”的理據，如他殺了漢平帝而立了孺子嬰為皇帝。近代仍有不少歷史學者對王莽持否定態度。李鼎芳說：“王莽和他的黨羽是一個地主貴族大商人集團”，“王莽是一個政治投機家，是以改良主義、復古主義作掩護來進行其政治投機勾當的”，“決不能算是一個改良主義者”。“王莽曾經實行過一系列違反歷史發展的所謂改制，這是想把歷史拉回頭的復古行徑。”（《論王莽》，《新史學通訊》1954年第7期）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