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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說王莽是個手段毒辣的“偽君子”（《東方的吉訶德老爺——王莽》，《人物》1950年第9期）。張志哲等人認為王莽改制“是西漢外戚政治的一個產物”，“根本不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而純粹是出於謀王奪國、逞欲顯威的政治野心”。他們將其改革內容概括為四種情況：第一，無關國計民生，毫無實際意義的；第二，倒行逆施，違反歷史規律的；第三，實際辦不到、行不通的；第四，與民爭利、奪民生計的。並據此認為“王莽根本不是一個什麼有膽識的改革家，而是十足的皇帝迷，……王莽又是一個好大喜功的野心家”，“一個可恥的政治角色”，“典型的偽君子”（《王莽與劉秀》，《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2期）。郭廷康等人則說王莽是“復辟奴隸制的總代表”，“王莽的‘託古改制’，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奴隸主階級復辟事件。”（《論王莽的託古改制》，《文史哲》1976年第1期）。郭沫若《中國史稿》稱王莽改製為“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和措施。”朱紹侯主編的大專教材《中國古代史》寫道：王莽“採取了一系列反動措施，造成了經濟混亂和政治不安，給人民帶來了更大的災難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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