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朝和武周合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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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虐民，窮兇極惡，流毒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丘壠發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同歸殊途，俱用滅亡，皆炕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諮爾賊臣，篡漢滔天，行驕夏癸，虐烈商辛。偽稽黃、虞，繆稱典文，眾怨神怒，惡復誅臻。百王之極，究其奸昏。[12]夏言（1482年-1548年）《申議天地分祭疏》有云：“用《周禮》誤天下者，王莽、劉歆、蘇綽、王安石也。”霍韜（1487年-1540年）《與夏公謹書》有云：“王莽之學，一傳而得宇文泰，再傳而得王安石。然而安石惟能行泉府一法而已矣。蓋泉府之政，即桑弘羊均輸之政也。安石行焉，遂致元豐熙寧棼棼如也，猶不如宇文泰焉。宇文泰為大蒙宰，盡行《周官》之法，其嗣遂為周天王，然猶不如王莽。法行《周官》，身為宰衡，遂上兼舜禹而宅帝位。故曰：敢用《周禮》王莽其上也，宇文泰其次也，王安石其下也。”楊慎（1488年-1559年）說：“以鄉愿竊相位胡廣也，以鄉愿竊天位王莽也。”近現代胡適開始為王莽平反：“王莽是中國第一位社會主義者。”他認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國有、均產、廢奴三個大政策，“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還沒有公平的論定。他的貴本家王安石受一時的唾罵，卻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卻是一個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遠在王安石之上……可憐這樣一個勤勤懇懇，生性‘不能無為’，要‘均眾庶，抑併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斬臺上，……竟沒有人替他說一句公平的話。”像胡適一樣，也有史學家認為他是一個有遠見而無私的社會改革者。翦伯贊認為“王莽不失為中國史上最有膽識的最聰明的一位政治家。”王莽改制“要將當時矛盾百出的社會經濟制度加以改良”。（《中國史綱》）何茲全說：“王莽是個改良主義者，在政策上他是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同時又照顧了一般人民的利益的。比起當時黑暗的統治者來，王莽當然是比較進步的。”（《王莽》，《光明日報》1951年3月10日）葛承雍認為“作為改革家的王莽”，“是當時統治集團中一個獨具卓識的人物”。“我們以西漢末年社會的實際條件。來衡量王莽的改革措施，不能不承認大多數是有進步意義的，而且切中時弊。”（《王莽的悲劇》，《西北大學學報》1981年第1期）韓玉德也認為，“王莽是一位飽讀古文經，堅持以經治國的大經學家，大政治家”。（《關於王莽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齊魯學刊》1983年第1期）旅美歷史學家黃仁宇則指出，從王莽登位後發出的一系列詔書中看到，王莽的政策根本脫離了當時的實際環境，亦缺乏適當的用人安排。他在《中國大歷史》里語帶諷刺地評論王莽：“他盡信中國古典，真的以為金字塔可以倒砌。”傅樂成在其著作中國通史中則評論他說，王莽具有超人的智力、辯才和威嚴，但也有重大的缺點，諸如過度的自信，一味的復古以及猜疑部下等。王莽的行為看來有些偽，也有些愚，但西漢的偽風並不始於王莽，他不過承襲此風而擴充之，結果以偽獲得名聲並篡位之後，得意之餘，乃至無往而不偽。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其新法是為整個西漢政治作一通盤的改革，但因缺乏政治才能又迷信復古，事事行之以偽，才會看來令人有愚的感覺。王莽是實際政治的失敗者，也是復古思想的殉道者，他在政治舞臺上所表現的一切，雖然最後都歸幻滅，但實在是不平凡的。史學家呂思勉也認為以漢朝為出發點的歷史評價不公，即將王莽的優點全部用一個“偽”字掩蓋。王莽本身博學，禮賢下士，孝敬母親及寡居的嫂嫂，地位越高而對人越謙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