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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說的也清楚了,分工可以促進社會的發展,經濟的增長。
當時荀子與亞當斯密都面臨一個問題,世俗總是用道德的制高點來極力譴責財富的積累,商業的發展。
只是亞當斯認為適度的利己,最終會造成利他。比如商販將商品給百姓,並非是為了作善事,而為了將商品換作了金錢利己罷了,而長久的利他一定是建立在利己的基礎上,最後亞當斯密成為經濟政治學的鼻祖。
而荀子呢?到了明朝甚至連陪祀的地位,也被取消。
而林學的主張是利人利己是為義,愛人愛己是為仁,這與荀子,亞當斯密的理論都有共通的地方,所以故而恢復荀子的道統十分必要。
只要能站在千百年來的義利之辯的理論制高點,如此將來的改革變法就有了理論鋪墊。
當初辭官在鄉時,林延潮讀菜根譚裡‘善啟迪人心者,當因其所明而漸通之,毋強開其所閉;善移風化者,當因其所易而漸及之,毋輕矯其所難’深有所感。
一切變法,移風易俗都必須從教化人心而起,教化人心不是徒然說教,變法當從易到難而不是一下子動大刀子。這與林延潮決定從下至上,水到渠成的變法,可謂不謀而合。
所以荀子陪祀之事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透過這一次朝野間的辯論,林延潮將自己政治主張透過輿論進一步的宣傳。若是先變法再宣傳,則成為說教,讀書人百姓不但聽不進去,而且還有反效果。
現在因此事引起了爭執,早在他意料之中,這才是林延潮所真正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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