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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寒的到來讓大家有些懷疑,因為這十年來,新聞單位很少到這裡來採訪他們這幫人了。
因為新聞單位現在也是追求效益,一個是社會的轟動效應,一個是經濟的實際效應。
一方面,鄭勇和帶著“老幹部服務隊”為群眾修路已經報道過了,再過來報道,挖不出什麼新東西,找不出什麼新亮點。
另一方面,一說來採訪老縣委書記的事,光軍縣的領導從內心講是不樂意的。
一味宣傳老縣委書記,頌揚老幹部們的豐功偉績,這不是在反襯現在的縣委書記差勁嗎?豈不是在諷刺在職幹部無能嗎?
就記者本身來講,他們採訪“老幹部服務隊”,不會得到什麼好處。
現在很多記者都是喜歡到發展好的地方去採訪,到油水多的單位去調查,稿子還沒寫好呢,各種形式的酬勞就已經到位了。
不僅記者來得少了,各個部門、各級領導來探訪的也基本沒有了。
因為“老幹部服務隊”是為貧困山村做事的,處處需要資金,只要領導一來,老幹部和村民就擺困難,你多多少少總要給解決一點。
老幹部服務隊近些年基本都在張村鄉做事,但是,鄉黨委書記、鄉長也就來過一次,到這裡匆匆看了一圈就走了,生怕惹麻煩上身。
其餘的鄉幹部除了包村的,很少到這裡來。
鄭勇合最近拿到的一次贊助,還是來自市交通局的,那是五千斤大米。
張村鄉平嶺村一帶,盛產乾鮮果品,但交通不便難以運出。一年到頭,鄉親們掙不了幾個錢。
於是鄭勇合帶著“老幹部服務隊”,想在荒山野嶺上修一條公路。
但修這路條需要架兩座橋。修橋不比修路,需要水泥、河沙、條石……樣樣都要拿錢去買。平嶺村地處深山尚未脫貧,缺的就是錢。這該怎麼辦?鄭勇合也犯了難。
後來,剛上任的新原市交通局長聽說此事,專門來到張村鄉,看到老幹部們和村民們的精神十分感動。
交通局長說:“老同志們離休不離志,退休不褪色,紮根山區,為群眾築路修橋,交通部門多年沒做到的事,你們做到了。眼看就是春節了,送你們5000斤大米吧,算是鼓勵。”
大米送來了,如何處理?
鄭勇合說:“離退休幹部每個月,都有國家發的錢。這一點兒大米,對咱來說不算啥。”
最後,5000斤大米全都分給參與修橋者。群眾每分到一斤米,就鑿一塊一尺見方的架橋石。
這些大米顯然不夠,交通局的職工們又捐了一些款,平嶺村在外打工人員也捐款,最後終於把橋架起來了。
這座橋被新華社原社長穆青命名為“五千斤大米橋”。
這座橋修通了,第二座橋的資金沒了著落。
與交通局長聯絡,交通局長卻調到了另外一個市。
於是鄭勇合就決定發揚當年的艱苦奮鬥精神,靠天靠地靠別人,不如靠自己、靠村民,老幹部服務隊的成員們不顧家人反對,把被褥和日常用具都搬到了平嶺村,常年住在這裡。
需要石頭,自己開採,需要河沙,自己從河裡挑,需要水泥,村民就用山貨去小水泥廠去換。
江寒以前對那個時代的氛圍、那個年代的幹部不太理解,但是在一起一天他就感受到了。
他們從內心到眼睛都有光,那是一種對信念的堅持。
鄭勇合這些老幹部對於老百姓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愛護,為人民服務,是真正刻在了他們的骨子裡,流淌在他們的血液中。
江寒和一個村民攀談,村民告訴他一句群眾中流傳的一句話:“拿起白蒸饃,想起鄭勇合;拿起人民幣,想起鄭書記。”
鄭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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