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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學習委員提供的資料,明朝鄉試、會試不辦准考證,是拿著準備好的制式答卷,前往衙門填寫考生資訊並蓋章。前文錯誤已全部修改。)
在會試之前數日,士子們拿著路引和官方文書,已經去鴻臚寺報過名。
接著,又帶自己準備好的試卷,前往禮部蓋章,就是所謂“印卷”。王淵、金罍這種新科舉人還好,往屆考中的舉人,還需把自己的鄉試文章一起帶去。試卷上填好詳細資訊,方便禮部安排考房和座位號。
會試流程跟鄉試大同小異,也是黑燈瞎火就要入場,也是考生自己釘油布防雨。
歷史上這種情況,一直到張居正當首輔才得以改變。
因為天順年間貢院曾經失火,監察御史是個死腦筋,不敢擅自把貢院的門鎖開啟,燒死九十多名應考舉子,傷者無數。張居正吸取以往的教訓,又認為考棚條件太過艱苦,於是就拆除京城貢院的木考柵,全部改成磚牆瓦頂的考屋。
從此之後,會試考生終於不用再自己釘油布。
今年的競爭並不如想象中那般激烈,考試人數有三千五百多,比三年前那場會試居然還少了三百。
當然,主要看錄取多少。
這誰都說不準,進士名額經常變動,上屆錄取了三百五十個進士。
半夜,三更天。
春寒料峭,眾士子苦等在貢院之外,不少人冷得瑟瑟發抖。也不知是真冷,還是因為太過緊張。
此時的貢院座位有九千個,提前兩天便看了座點陣圖,以防止臨考時找不到位置。
王淵與鄒木捱得不遠,中間只隔了八十多號。
這並非巧合。
兩人都是治的《禮記》。
按照明初的規矩,《易經》、《春秋》、《禮記》、《尚書》和《詩經》,同考官分配比例為1:1:1:2:2。
其實這個比例,到了正德年間已經很不合理。
就拿弘治十五年的進士來舉例,《春秋》、《禮記》各二十一人,《易經》七十六人,《尚書》七十人,《詩經》一百一十二人。
看出異常沒有?
《春秋》、《禮記》二經的進士太少了,這並非個別現象,年年如此!
原因很簡單,《春秋》、《禮記》經義太雜,考試的時候容易懵逼。《尚書》雖然公認的學起來最難,但只要學會了,考試其實是非常好考的。而《春秋》又難學又難考,《禮記》學起來容易考起來難。
長此以往,治這兩經計程車子越來越少。而治《詩經》的則多到爆炸,因為《詩經》學起來容易,考起來就更容易。
王淵當初哪知道這些,純粹是被王陽明和沈復璁帶坑裡了。
但誰讓王陽明和沈復璁是餘姚人,那裡許多世家祖祖輩輩都治《禮記》。如果按照地域劃分,餘姚《禮記》天下第一!
這次會試一共十七位房官,其中兩人負責《禮記》。
而這兩人,一個是王陽明,一個是溫仁和,他們共同批改《禮記》卷。
王淵的試卷,百分之百會被王陽明看到,因為兩位房官必須重複閱卷,並且要各自給出批閱評語。
敲敲打打把油布釘好,王淵小睡一會兒,便在迷糊中被人叫醒。
拿到題目之後,王淵直接看《禮記》題,因為“科舉重首藝”。這句話,在清代被理解成“第一場”,其中包括四書和五經,而在明代特指第一場的五經題。
只要五經題答得好,四書題稍微差些,也很有可能名列前茅。
另外,明代科舉並不強制要求做八股文,你牛逼可以自己隨便寫。不過嘛,八股文是歷代士子總結出的文體,只要按照這個格式作文,就能在最短的時間,以最簡潔的文字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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