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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導致政府信用破產,交鈔徹底淪為廢紙。
南宋雖然吸取了北宋的教訓,但到了寧宗朝開禧北伐前夕,朝廷要對金作戰需要錢糧,當時四川是南宋的錢糧基地,於是朝廷便大規模從四川轉運錢糧沿江而下到京湖兩淮。但問題是四川的錢糧轉運出來了,民生又保不住了,為了穩住四川社會經濟和百姓生活,朝廷在四川一地推行交子,用以彌補銀絹等實體貨幣的不足。
發行紙幣不是不可以,但一定要控制好規模,防止紙幣與實體貨幣間兌換失衡。現代經濟學中各國央行發行的貨幣都是有相對應的準備金作為壓艙石,可古代封建社會不會管什麼準備金不準備金的,交子印好咱就用,不夠咱再接著印,反正朝廷說了讓四川印交子使用。
為了防止交子擠兌引起社會動盪,朝廷對四川交子的使用做出了一定的約束:交子發行三年期內等價於等額銀絹銅錢,三年過後,可到地方政府指定的機構無條件兌換銀絹銅錢實體貨幣。
有時候不得不佩服古人,在經濟學不完備的古代硬生生的搞出了一套南宋版的“承兌匯票”,但也正是交子有政府承兌的這一擔保作用,四川的交子勉勉強強流通了起來。
社會穩定的時候用交子可以,交子與實體貨幣兌換也相對穩定。但開禧北伐期間吳曦謀反,四川還沒打出去便先內亂,雖然後來無吳曦伏誅,謀反也被鎮壓了下去,但引起的戰亂嚴重破壞了四川的經濟生產,地方政府開始想辦法救經濟。
現代經濟學告訴我們,經濟生產、貨幣政策和匯率是一組不可能三角形,四川政府要救經濟,又不能不用交子,那麼就只有一個辦法:放棄匯率,讓交子貶值。
於是,從開禧元年開始,四川交子發行量大幅增加,原本政府承諾每三年給予兌換的承兌機制破產,三年到期的交子無法兌換,四川交子貶值嚴重,幾近廢紙。
現在餘玠來了,想要恢復生產就必須要用到交子這個金融工具,而匯率的失衡又導致交子不被百姓信任,那麼為了保住經濟生產和匯率,就只能改變貨幣政策。
餘玠採取了兩項措施,一個是減少交子發行量,餘玠在四川期間每年交子發行量減少到南宋初期水平,大大少於之前開禧以來的年發行量;另一個是延長交子承兌期限,以往到期的交子由政府分批進行兌付,而新發行的交子由原三年承兌延長至十年承兌,百姓看到之前的交子陸續承兌了,反而不再擔心十年期的新交子不會兌不出來,逐漸的恢復了人們對交子的信心。
凡事啊,只要是用心琢磨,總是能有個解決辦法的。
四川自古以來都是天府之國,土地肥沃氣候適宜,在餘玠精心治理下很快恢復了經濟生產,糧食連年豐收,百姓安居樂業,“太平有象,民物熙然”。淳佑十年,入蜀已逾八年的餘玠開始調兵遣將,準備出師北伐。
南宋時期的四川主要分四個大板塊,最西邊的成都府路、中間的潼川府路、東邊的夔州路和北邊的利州路。蒙古多次南侵劫掠,目標主要是成都府路和潼川府路,北歸之後部分蒙軍依然佔據著利州路,控制川北門戶。
利州路治所位於興元府(今陝西漢中市),這裡南控米倉山、大巴山,北據秦嶺,是陝西南下四川的一處軍事重鎮,曾長期作為四川宣撫使、制置使的駐所。
當年諸葛亮五出祁山憑的是什麼?就是憑藉著掌控者漢中一帶,從地形上佔據了主動,否則以蜀漢的國力,能夠守住劍門關就不錯了,想北伐根本不可能。如今餘玠也面臨一樣的形勢,收復中原是所有愛國志士的終極夢想,從四川的戰略角度來看,想要實現北伐的目標就必須拿下興元府,進而對陝西、長安實現戰略威脅,尋找機會收復陝西、收復長安。
淳佑十年十一月,餘玠在四川集結五萬大軍,沿興元府西南的金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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