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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聖外王,本來是講君主治理國家。
從王安石開始,闡述為中庸之道,變成君子修身處世之法。
即“極高明處而道中庸”,高明是內聖,是用於立身處己的,中庸是外王,是用來待人處世的。
這個觀點被洛學所攻擊,認為王安石割裂中庸之道。
程頤罵了王安石很久,但估計晚年也想通了,把自己註解的《中庸》直接焚燬。
呂大臨註解了《中庸》,謊稱是程頤所作。
陳淵的老師楊時最初是王安石的弟子,後來轉為學習二程。楊時撿起呂大臨的著作,瘋狂批判王安石的中庸是墮入佛家。
更有意思的是,朱熹身為楊時的徒子徒孫,卻說楊時才是墮入佛家,又說王安石雖稍顯割裂卻無大問題。
朱熹集大成的理學,不僅傳承洛學,還帶著許多新學影子。因為他的師祖楊時,本身就做過新學弟子,本身就帶著大量新學思想。
楊時為了與新學撇清關係,偶爾會雞蛋裡挑骨頭,朱熹卻非常平和的糾正過來。
支使官吳懋突然說:“先生何不注《中庸》,著一本《中庸章句疏義》?”
“我的學問不行,只能試論之。”朱銘微笑道。
朱熹的《中庸集註》,直接抄就行了,沒有哪裡講得不對。
其實《中庸》原文就講得很清楚,君子的中庸是“執中”,小人的中庸是“無忌”。
即君子講中庸,有一套自己的堅持,能始終不偏不倚秉承正理。
而小人講中庸,內心毫無堅持,行事無所顧忌。
孔子就說過,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後世人們理解的中庸,恰好是小人的中庸。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拋棄底線而圓滑處世,還自詡貫徹中庸之道。
一直從上午講到下午,朱銘餓著肚子講,眾人餓得肚子聽。
皇帝禁學禁書,朱銘講別的就是,反正他講的是“新學”。
《中庸》和《大學》經過宋代大儒重新闡釋,對中華民族的影響太深遠了,可以說塑造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即便是沒怎麼讀過書的中國人,不懂什麼中庸、大學之道,所思所想、所言所行也會向這兩本書靠攏。真正做到了百姓日用而不自知。
甚至是國家施政,也暗合其道理,不自覺的受這兩本書影響。
“諸君,今日講完,有緣再聚,”朱銘朝著眾人拱手,“吾完婚之後,便離開金州。婚禮一切從簡,只請幾桌親友。諸君也莫要贈送貴重禮物,寫首詩詞相贈即可。若我成婚,能湊齊五百首詩詞,也不失為一樁雅事。”
“當為先生作詩以賀!”眾人說道。
朱銘又言:“實在寫不出來,打油詩也可湊數。”
“哈哈哈哈!”
眾人大笑不已,在歡快的氣氛中散去。
朱銘依舊住在州衙內宅,反正新任知州還沒到任。
他用三天時間,把朱熹的《中庸集註》抄下來,只略微增刪少許細節,把明代的一些思想也加進去。
這個版本,以朱熹的理學為主,本身就融合洛學和心學,是宋代中庸之學的集大成版。
同時朱銘又撰寫《性命說》,以王安石的學問為主,又摻雜朱熹的闡述,再加入部分陽明心學,徹底彌合王安石學問的割裂感。這篇文章按照正常發展,就算有人能寫出來,至少也應該出現在明末,它是對前面四百年學說的融匯完善。
特別是“性太極,情陰陽”,完美解構性本論。傳播出去肯定引起爭議,它違背了性善說,但又符合儒家思想。贊同的人肯定很多,反對的人也不會太少,平時探討學術,兩幫人估計能打出了狗腦子來。
王陽明“無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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