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五章 大肆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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脹或狂印鈔票）；人窮志短。五者若不靈，殺之。

商鞅的邪惡有兩點，一個是他的思想對於老百姓的可怕，一個是他的思想成為秦兩千年以來所有王朝統治人民的共同方式。

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子則認為：倘若，沒有一個明確的獎懲制度，每個社會分子都會在“人性本惡”的驅使下僭越底線，成為無惡不作的墮落者。同時，人類在長期的好逸惡勞中，亦會使社會產生退步，變得貧窮且愚昧。

因此，韓非子認為：儒家主張的教化是蒼白無力的，若不結合利益和懲罰，並不能取得成效。韓非子主張期待堯舜之治，不如改革法治，御之以術並恃之以勢，才是治國的不二方針。

韓非子的“人性本惡”論，將人性中醜陋的一面展現給世人，雖說，有些偏執和極端，但亦不失其理。

韓非子的主張，無非是在宣揚他所倡導的“刑”與“德”的那一套，向統治者兜售自己的思想罷了。

從這個角度來看，韓非子本人也是個不折不扣的趨利者。

在這個時期法家思想就完全成為了為統治者服務的工具。秦始皇第一次讀到韓非的文章，就大為讚賞，聲稱只要能見他一面死也無憾。韓非的思想成為先秦法家理論的最高峰，為秦統一六國提供了理論基礎。

但是法家以性惡論為理論基礎，認為人天性自私自利，只有嚴刑峻法，才能壓制住人性中的惡。

這種理論基礎就是不得人心的。

人性中固然有惡的一面，但也有善的一面。好的統治者就是要引導人們將惡的一面轉化為善，併發揚光大。

基於這種人性假設，後期的法家以刑為主，先刑後賞，而且刑罰十分嚴酷，對於違法者一律採取酷刑，對於反抗者一律嚴厲鎮壓。

由於秦始皇對法家思想極度推崇，秦朝的文化專制和嚴刑峻法也達到了巔峰，出現了“死人日成積於市”的悽慘景象以及“焚書坑儒”的悲劇。

秦朝統治者又不顧人民疾苦，修陵墓、築長城，屍橫遍野，這使得民怨越來越大，最後起義全面爆發，導致秦二世而亡！

法治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以及人民的安居樂業。華夏古代的法家思想，加強了中央集權，維護了統治階級利益，卻讓老百姓民不聊生、苦不堪言，與現代法治精神相去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