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六章 法家之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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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滅亡後，漢朝統治者吸取了這一教訓，先是以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作為治國綱領，讓然後又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讓百姓誤以為孔孟之道成為了王朝的主流思想。

卻不知孔子和孟子思想從來就沒有成為華夏政治的主流，華夏專制的社會一直被法家所覆蓋，其核心是對人民的法治化，其中核心是商君書。商君書記載了無數黑暗統治的技巧。

這就是外儒內法，即表面上推崇儒家思想，但是實際操作上也依賴法家的思想，往往是儒法結合、儒法互濟。政治事功與倫理勸導，是歷代統治者穩固其統治的兩大核心手段，也是構成外儒內法這一中華文化的重要成因。

法家的法是以君主為法，君主是一切的核心，君主說出的話即為法，法治的本質是服從君主指令。

外儒內法的統治術，決定了華夏封建社會自古以來即是人治而非法治——因為從外表上看，一切法都被規範為仁德的範圍之內了。法外有情，是皇權統治者為自己標榜的資本，而不是破壞法制的依據，就很能說明問題。

商鞅是世界歷史上唯一一個完全的把人民和國家定義為對立面的人。商鞅認為，如果王想征服這個國家，就必須先戰勝老百姓，戰勝普通人的方法是弱化人民。在商鞅看來，人民的力量和一個國家的實力之間存在著根本的矛盾。

國家應壟斷所有晉升途徑，國民獲得頭銜和致富的唯一途徑是進入系統為國家服務。商鞅覺得國家只需要兩種人，軍人和農民，所有非農民和非軍人都是背信棄義的小人，都要徹底消滅。

那些不依靠君主謀利的人是對國家最大的威脅。商鞅認為，只要把一切有利可圖的渠道都切斷，老百姓只能祈求君主的獎賞，為了得到獎賞只能是耕耘，這樣整個國家就變成了軍隊和人民的軍國主義國家，在這樣一支軍隊的幫助下，君主就能夠消滅強大的敵人，鞏固他的統治。

商鞅取消了所有的制度以外的賺錢方法，但他認為這是不夠的。普通人越窮越好。讓老百姓變窮的辦法，商鞅認為有兩個，一個剛剛提到要消除系統外的所有盈利渠道。二是讓老百姓不積累糧食，一直處於貧窮。老百姓沒有了糧食，讓老百姓一貧如洗。

任何時候都要讓人們生活在貧困中。由於長期貧窮，他很自然地服從君主，並願意成為他國家的一個棋子。商鞅也有重刑輕賞的觀點，認為君主應該讓人民畏懼來統治國家。商鞅認為，理想的國家是以刑罰為主，獎勵不能得到忠誠的下屬，只有恐懼才能使下屬不敢這樣做。

商鞅還主張，無論犯罪規模大小，一律嚴懲不貸，亂用時應從嚴，從重處刑，人們因此都會懼怕君王。商鞅思想是極權主義的鼻祖，是以後皇權統治國家的利器。俗話說，一半論語統治世界，這是一個頗有誤導性的詞。

華夏的專制政體史，從來不按照儒家思想統治，他們是把儒家當做外表，但法律家，商君書用韓非子當做他們的治國之寶。廢除所有其他學派的儒學就是學習商鞅的一種宗教，即統一思想，消除一切與主流不一致的言論。

科舉制度是商鞅兵役權屬制度的一種變體。只有透過科舉考試，人們才能出人頭地，發家致富。那些沒有價值和名聲的富商是永遠不會被接受的。隨著秦體制的實施，華夏的生命力越來越差，直到近代落後於世界潮流！

該制度實施的時間越長，國家倒退的程度就越大。自從華夏曆史上的混亂以來，它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了。秦制雖然可以在短期內大大提高國家的凝聚力和戰鬥力，但從長遠來看，它與慢性的藥沒有什麼不同。2000多年的興衰週期和混亂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因此，後世君主往往採用儒家和法家的結合體，以抵消商君書的負面影響，但從未改變過法家學說的本質。在一個按照商君書建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