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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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絕無實用價值。八股文又稱制義或制藝。《明史·選舉志》說是朱元璋和劉基訂立的八股文。顧炎武則說始於明代成化年間（1465-1487年），更有人將其源頭遠溯至北宋經義。八股文形成過程很長，大約定型於明朝中葉成化年間。

科舉的演進，是從內容到形式對讀書人的思想限制越來越嚴。北宋王安石廢詩賦取經義，將取士內容限制到儒家經典的狹窄範圍內。南宋時經義形成“有定格律，首有破題，破題之下有接題”，然後有小講、大講、餘意、結尾等固定段落，“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於偶對，大抵冗長繁複，可厭”。可見南宋經義已具八股雛形了。

明朝中葉，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每篇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等固定段落組成。八股文不僅體制僵死，而且要“代聖賢立言”，即揣摩聖人孔、孟和賢人程、朱的語氣說話，因而八股文多半含混生澀、似通非通。八股文沒有詩、賦、論、策等文體的佳作那種熠熠文采和酣暢氣勢，而是晦澀枯燥，有些詞句甚至難於準確把握其意義。典型的八股文風是囉囉嗦嗦，空疏無聊，同政治才能談不上有什麼關係。明清統治者標榜“求實尚正”，只許考生做“渾厚老成”的死板文章，不得用詩賦式的華麗詞藻，不得引用經典以外的其它任何書籍。八股文沒有詩賦策論那種旁徵博引、譬喻聯翩的絢麗色彩，也不可有其它任何越出界限之處。甚至即使在經典之內，還有犯上、犯下的禁忌。例如《論語》中“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倘考官出題“殺雞為黍而食之”，則考生文章如果涉及“止子路宿”，就是犯上，涉及“見其二子焉”[92]，就是犯下，都不許可。要在如此嚴格僵死的規矩中將孔孟經書的隻言片語敷衍拉扯成一篇文章，的確是件極難的事情。[56]

自王安石推行經義取士之後，科舉制度的積極性日少、消極性日增，至明清兩代，科舉達於極盛而自身的弊病亦達於極甚。在一個專制、封閉的社會環境中，由於無法接受新的思想、學術、技術的影響，沒有革新精神，一種既存制度或事物的演變過程常常不是越變越好，而是越變越糟。

廢除

在十九世紀中後期，中華民族落後於世界，中國有個別先進知識分子走上了汲取西方文化改良中國的道路。鴉片戰爭以後，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之事連踵不斷，八股選本中絕無應付此種危局之計，部分官僚搞起了學習西方技術的“洋務運動”。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一書中提出改科舉議、改會試議、停武試議、廣取士議、採西學議等多種主張，要求把科舉名額分一半給研習西方工藝技術科學的人才，給予舉人待遇；並指責八股使“聰明巧智之士，窮老盡氣，消磨於無用之事。”

光緒十年（1884年）的中法戰爭，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清朝大量割地、賠款。許多憂國之士認識到，單是學習西方的技術科學是遠遠不夠的。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發生了“公車上書”事件，康有為聯絡各省一千多名舉人上書光緒帝，由康有為撰寫的“公車上書”中的幾大主張之一，就有特別指出“八股取士”之戕害人才，主張發展教育、推廣西方科學文化知識。他建議科舉考試除頭場四書五經外，二、三場均改考本國文史和外國學識；增加“藝學”，即天文、地礦、聲、光、化、電、機器、外語等等學科，召考“藝學”秀才、舉人、進士等。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光緒皇帝決意變法。梁啟超聯合在京舉人，再次上書，要求變革科舉。光緒帝接見康有為。康有為再度力陳八股之害，“民智不開之故，皆以八股試士為之。學八股者，不讀秦漢以後之書，更不考地球各國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群臣濟濟，然無以任事變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臺、遼之割，不割於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