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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二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矽曰:“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飢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滅亡。煬帝失國,亦此之由。凡理國者,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但使倉庫可備凶年,此外何煩儲蓄!後嗣若賢,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天道福善禍淫,事猶影響。昔啟民亡國來奔,隋文帝不吝粟帛,大興士眾營衛安置,乃得存立。既而強富,子孫不思念報德,才至始畢,即起兵圍煬帝於雁門。及隋國亂,又恃強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國家者,身及子孫,併為頡利兄弟之所屠戮。今頡利破亡,豈非背恩忘義所至也?”群臣鹹曰:“誠如聖旨。”
貞觀九年,北蕃歸朝人奏:“突厥內大雪,人飢,羊馬並死。中國人在彼者,皆入山作賊,人情大惡。”太宗謂侍臣曰:“觀古人君,行仁義、任賢良則理;行暴亂、任小人則敗。突厥所信任者,並共公等見之,略無忠正可取者。頡利復不憂百姓,恣情所為,朕以人事觀之,亦何可久矣?”魏徵進曰:“昔魏文侯問李克:‘諸侯誰先亡?’克曰:‘吳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數戰數勝,數勝則主驕,數戰則民疲,不亡何待?’頡利逢隋末中國喪亂,遂恃眾內侵,今尚不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深然之。
貞觀九年,太宗謂魏徵曰:“頃讀周、齊史,末代亡國之主為惡多相類也。齊主深好奢侈,所有府庫用之略盡,乃至關市無不稅斂。朕常謂此猶如饞人自食其肉,肉盡必死。人君賦斂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齊主即是也。然天元、齊主若為優劣?”徵對曰:“二主亡國雖同,其行則別。齊主愞弱,政出多門,國無綱紀,遂至亡滅。天元性兇而強,威福在己,亡國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論之,齊主為劣。”
武德九年冬,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以其眾二十萬,至滑水便橋之北,遣酋帥執矢思力入朝為覘,自張聲勢雲:“二可汗總兵百萬,今已至矣。”乃請返命。太宗謂曰:“我與突厥面自和親,汝則背之,我無所愧,何輒將兵入我畿縣,自誇強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彝等請禮而遣之,太宗曰:“不然。今若放還,必謂我懼。”乃遣囚之。太宗曰:“頡利聞我國家新有內難,又聞朕初即位,所以率其兵眾直至於此,謂我不敢拒之。朕若閉門自守,虜必縱兵大掠。強弱之勢,在今一策。朕將獨出,以示輕之,且耀軍容,使知必戰。事出不意,乖其本圖,制服匈奴,在茲舉矣。”遂單馬而進,隔津與語,頡利莫能測。俄而六軍繼至,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請盟而退。
貞觀初,嶺南諸州奏言高州酋帥馮盎、談殿阻兵反叛。詔將軍藺謩發江、嶺數十州兵討之。秘書監魏徵諫曰:“中國初定,瘡痍未復,嶺南瘴癧,山川阻深,兵運難繼,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且馮盎若反,即須及中國未寧,交結遠人,分兵斷險,破掠州縣,署置官司。何因告來數年,兵不出境?此則反形未成,無容動眾。陛下既未遣使人就彼觀察,即來朝謁,恐不見明。今若遣使,分明曉諭,必不勞師旅,自致闕庭。”太宗從之,嶺表悉定。侍臣奏言:“馮盎、談殿往年恆相征伐,陛下發一單使,嶺外帖然。”太宗曰:“初,嶺南諸州盛言盎反,朕必欲討之,魏徵頻諫,以為但懷之以德,必不討自來。既從其計,遂得嶺表無事,不勞而定,勝於十萬之師。”乃賜徵絹五百匹。
貞觀四年,有司上言:“林邑蠻國,表疏不順,請發兵討擊之。”太宗曰:“兵者兇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漢光武雲:‘每一發兵,不覺頭須為白。’自古以來窮兵極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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