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政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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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以人臣之頗僻，猶莫能申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以睿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為念；樂其所樂，遂忘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帳不贍，或以營作差違，或以物不稱心，或以人不從命，皆非致治之所急，實恐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非徒語也。

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比大，曾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窮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於將受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

夫鑑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鑑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故《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隋氏以為殷鑑，則存亡之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知存亡之所在，節嗜慾以從人，省遊畋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杜悅耳之邪說，甘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己；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而千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此聖哲之宏觀，而帝王之大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

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能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泆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矣，固無得而稱焉。

太宗深嘉而納用。

貞觀十四年，戴州刺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惡者，被御史劾奏。太宗謂侍臣曰：“昔陶唐大聖，柳下惠大賢，其子丹朱甚不肖，其弟盜蹠為臣惡。夫以聖賢之訓，父子兄弟之親，尚不能使陶染變革，去惡從善。今遣刺史，化被下人，鹹歸善道，豈可得也？若令緣此皆被貶降，或恐遞相掩蔽，罪人斯失。諸州有犯十惡者，刺史不須從坐，但令明加糾訪科罪，庶可肅清奸惡。”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大理卿孫伏伽曰：“夫作甲者欲其堅，恐人之傷；作箭者欲其銳，恐人不傷。何則？各有司存，利在稱職故也。朕常問法官刑罰輕重，每稱法網寬於往代，仍恐主獄之司，利在殺人，危人自達，以釣聲價。今之所憂，正在此耳。深宜禁止，務在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