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政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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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乎？”王矽曰：“昔秦皇、漢武，外則窮極兵戈，內則崇侈宮室，人力既竭，禍難遂興。彼豈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轍，殷鑑不遠，陛下親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在初則易，終之實難。伏願慎終如始，方盡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寧國，惟在於君。君無為則人樂，君多欲則人苦。朕所以抑情損欲，克己自勵耳。”

貞觀二年，京師旱，蝗蟲大起。太宗入苑視禾，見蝗蟲，掇數枚而咒曰：“人以谷為命，而汝食之，是害於百姓。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蝕我心，無害百姓。”將吞之，左右遽諫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復為災。

貞觀五年，有司上書言：“皇太子將行冠禮，宜用二月為吉，請追兵以備儀注。”太宗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蕭瑀奏言：“準陰陽家，用二月為勝。”太宗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理義，欲求福佑，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暫失。”

貞觀十六年，太宗以天下粟價率計鬥值五錢，其尤賤處，計鬥值三錢，因謂侍臣曰：“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既屬豐稔若斯，朕為億兆人父母，唯欲躬務儉約，必不輒為奢侈。朕常欲賜天下之人，皆使富貴，今省徭賦，不奪其時，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鄉閭之間，少敬長，妻敬夫，此則貴矣。但令天下皆然，朕不聽管絃，不從畋獵，樂在其中矣！”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古人云，鬻棺者欲歲之疫，非疾於人，利於棺售故耳。今法司核理一獄，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課。今作何法，得使平允？”諫議大夫王矽進曰：“但選公直良善人，斷獄允當者，增秩賜金，即奸偽自息。”詔從之。太宗又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職也。自今以後，大辟罪皆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議之。如此，庶免冤濫。”由是至四年，斷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幾致刑措。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比有奴告主謀逆，此極弊法，特須禁斷。假令有謀反者，必不獨成，終將與人計之；眾計之事，必有他人論之，豈藉奴告也？自今奴告主者，不須受，盡令斬決。”

貞觀五年，張蘊古為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素有風疾，言涉妖妄，詔令鞠其獄。蘊古言：“好德癲病有徵，法不當坐。”太宗許將寬宥。蘊古密報其旨，仍引與博戲。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之。太宗大怒，令斬於東市。既而悔之，謂房玄齡曰：“公等食人之祿，須憂人之憂，事無鉅細，鹹當留意。今不問則不言，見事都不諫諍，何所輔弼？如蘊古身為法官，與囚博戲，漏洩朕言，此亦罪狀甚重。若據常律，未至極刑。朕當時盛怒，即令處置。公等竟無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決之，豈是道理。”因詔曰：“凡有死刑，雖令即決，皆須五覆奏。”五覆奏，自蘊古始也。又曰：“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以後，門下省覆，有據法令合死而情可矜者，宜錄奏聞。”

蘊古，初以貞觀二年，自幽州總管府記室兼直中書省，表上《大寶箴》，文義甚美，可以規誡。其詞曰：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闢作福，為君實難。宅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有，具僚和其所唱。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故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