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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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戰爭，造成勞動力嚴重不足，統治階級不得不增加稅收，使階級壓迫和統治階級的壓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農民和地方階級的矛盾日益尖銳化，最後迫使農民不得不舉兵反叛，形成唐中葉農民叛亂的高潮。安史之亂後，國家掌握的戶口大量減少。潼關和虎牢關之間，幾百裡內，僅有“編戶千餘”，鄧州的方城縣，從天寶時的萬餘戶，驟降至二百戶以下。政府卻把負擔強加在猶在戶籍上的農民。唐憲宗元和年間，由於政令不及，稅收只能徵自東南八道（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嶽、福建、湖南）。[29]在方鎮統治下的人民，也遭受著“暴刑暴賦”，如田承嗣在魏博鎮“重加稅率”，李質在汴州搞得地區“物力為之損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鎮的橫徵暴斂，終於激起了農民的不斷武裝叛亂，代宗一朝，全國各地叛亂四起，其中規模較大的有發生於寶應元年（公元762年）的浙東袁晁之亂，同年的浙西方清之亂，以及同期的蘇常一帶的張度之亂，舒州楊昭之亂，永泰年間（公元765年）邠州之亂等等。這些叛亂雖說很快就被鎮壓，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四、邊疆不穩

經過安史之亂，唐王朝也失去了對周邊地區少數民族的控制。安祿山亂兵一起，唐王朝將隴右、河西、朔方一帶重兵皆調遣內地，造成邊防空虛，西邊吐蕃人乘機而入，盡得隴右、河西走廊，唐朝仍然控制西域安西北庭，數十年後，約公元790年，唐朝失去西域安西北庭。唐王朝從此內憂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五、經濟重心南移

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自兩晉就已經開始，在安史之亂後，北民南遷的狀況越來越明顯，致使經濟中心進一步南移。[31]安史之亂對北方生產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大量北方人士南渡。[32]南方相對較為穩定，北方人口的南遷，帶去了大量的勞動力，先進的生產技術，促進了江南經濟的發展，南方經濟日益超過北方，南北經濟趨於平衡。

六、西域得失

753年前後，正是唐朝經營西域的全盛時期，但是此後隨著國內政局的的劇烈變化，唐朝在西域的勢力也大大衰退，由高峰跌入了低谷。755年（天寶十四載），唐朝國內爆發了有名的安史之亂，由唐朝蠻族將領安祿山、史思明率領的東北邊疆叛軍長驅南下，攻陷東、西兩京，唐玄宗愴惶逃出長安，南下四川盆地。玄宗的兒子肅宗在靈武繼位之後，調集西北邊軍勤王平叛，守衛西域的安西、北庭節度使屬下的邊兵也被大批調往內地。

756年（至德元載）有三支西域唐軍被調回內地，其中李嗣業、段秀實率精兵五千，安西行軍司馬李棲筠率兵七千，馬磷精兵三千，三支軍隊共一萬五千人返回鳳翔，參加了收復長安的戰爭，以後在此基礎上組成了戰鬥力很強的鎮西北庭行營。

除了西域邊兵之外，唐朝還徵發了西域各國本地的軍隊幫助平叛。[35]明確見於記載的有于闐王尉遲勝率領的本國兵馬五千。[36]另外與拔汗那一起發兵的還有大食等國。最晚到 757年（至德二年）正月以前，他們就已經行進到了河西地區。[37]到了758年（乾元元年）秋天，吐火羅葉護烏那多與西域九國首領來朝，請求“助國討賊”，肅宗派他們赴朔方行營效力。西域邊兵大批內調，對平定安史之亂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卻大大削弱了唐朝在西域的勢力。

這時西域的外部威脅主要是大食和吐蕃，西域防禦能力的衰退，給他們提供了入侵的時機。但是大食勢力並沒有趁機東進，而是派兵助唐平叛，這說明大食從一開始就無意（或無力）進入蔥嶺以東的地區。對吐蕃而言，這時唐朝不僅僅是撤回了安西、北庭的邊兵，而且也調回了隴右、河西防備吐蕃的軍隊，入侵隴右、河西要比進攻西城便捷得多，也有利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