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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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時祭祀。又撤掉進攻南越的軍官，拜趙佗的兄弟做官。然後，遣陸賈再次出使南越。在文帝誠意的感召下，趙佗謝罪稱臣，去黃屋左纛，歸附漢王朝。嶺南地區從而贏得了發展經濟的有利條件，到武帝時期，經濟文化發展已有較大發展。

漢廷對周邊少數民族不輕易用兵，盡力維持相安友好關係，以禮相待，兄弟相稱，這對於加強中原人民與周邊少數民族人民之間的團結，增進友誼，起了很好的作用，進一步促進了漢朝時期各個民族之間的融合，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貢獻。

社會

文帝即位後，頒佈了《振貸詔》、《養老詔》等詔令，以振救、撫養貧困年老的百姓。他因長期生活在代地，對下層社會多有體恤。

影響

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在薄稅勸農，與民休息的政策指導下，經過文景二帝41年的治理，迎來了西漢前期的太平盛世。[21]

首先是農民負擔大大減輕。從漢高祖即位（公元前202年）到漢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前後共62年間，西漢王朝實行的是中國古代堪稱典範的輕徭薄賦政策，農民的負擔是最輕的。從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起，又連續免除全國田賦長達11年，在這期間，農民來自農業稅的負擔沒有了，這在封建社會是絕無僅有的。所以，西漢前期七十餘年農民負擔一直很輕是歷史上公認的。

其次是人民富足，社會安定。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外，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仁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這樣的安康和諧社會在中國歷史上是少有的。

再次，經濟發展，國家財政充實。由於經濟得到發展和繁榮，國家財政與建國初相比，出現了天壤之別。如文景時，“太倉有不食之粟，都內有朽貫之錢”。至漢武帝即位時，國家財政又上了新臺階。“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國家財政實力如此雄厚，也是在中國封建社會少見的。

由此可知，西漢以“文景之治”為標誌的太平盛世，是透過輕徭薄賦政策取得的。漢初“無為而治”的國策，也不是無所事事、放任自流的“無為”，而是積極“有為”的。那就是為農民建立平靜穩定的生產環境，努力把對農民生活生產活動的干擾降低到最小，努力保證農民的勞動得到穩定的報酬。在排除農民生產干擾方面，一是減輕政府對農民的賦役負擔，二是打擊豪強對農民的侵害；在保證農民收益上，一方面大幅度減免農業稅，一方面透過財稅政策穩定物價。太平盛世，國家的財政收入多、富人的收入高不是標誌，更重要的是看人民的富足程度，尤其要看農民的富足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