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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宗時,劉晏改革鹽法,改善了國家的財政狀況,唐德宗任用楊炎為宰相,於建中元年(780年)開始實行兩稅法,一年分夏、秋兩季依土地徵稅。唐德宗還力圖平藩,但是引起朱滔、李希烈、朱泚叛亂。結果發生奉天之難。戰爭持續了5年,最後雖然朱泚和李希烈等敗死,但是唐朝卻與其餘藩鎮妥協,條件是取消王號,朝廷承認他們在當地的統治權。從此割據局面進一步深化。
唐朝有吐蕃、回紇、南詔等外患,內有宦官掌權,禁軍兵權甚至皇帝的擁立都由宦官決定,節度使對地方有獨立於中央的管理權,成為唐朝的內憂外患。唐德宗死後,經過了唐順宗的過渡階段,然後由永貞內禪而受宦官支援的唐憲宗登基,其即位以後,經常閱讀歷朝典籍實錄,每讀到貞觀、開元故事,他就仰慕不已。唐憲宗以祖上聖明之君為榜樣,認真總結歷史經驗,注重發揮群臣的作用,敢於任用能臣賢臣為宰相,他在延英殿與宰相議事,都很晚才退朝。唐憲宗在位15年間,政績較多,在政治上有所改革,勤勉政事,從而取得了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並重振中央**的威望,成就了唐朝的中興氣象,使安史之亂後的唐朝一度獲得再次統一。
唐憲宗末,以牛僧孺和李德裕為首的大臣之間的朋黨之爭亦越演越烈,使宦官更加得勢。牛、李兩黨相繼執政,史稱“牛李黨爭”。唐文宗在太和九年(835年)與李訓和鄭注等發動甘露之變,密謀誅殺宦官失敗。甘露之變而後,宦官團結一致;群臣唯有借藩鎮兵力對抗宦官權力,埋下晚唐時期藩鎮和宦官直接衝突的種子。
唐文宗死後,唐武宗在宦官仇士良的擁立下,經過派系鬥爭而繼位,改元會昌。唐武宗重用李黨首領李德裕,削減仇士良的權力。李德裕在執政期間,中書省的職能作用發揮較好,因而宦官的勢力被削弱了。對於宦官也有諸多不滿的唐武宗,沒有像唐文宗那樣,採取極端措施來進行解決。而是吸取唐文宗失敗的教訓,改用陽為尊崇,實則逐漸冷淡的手段。
會昌二年(842年)四月,宦官仇士良見武宗日益親重李德裕,害怕宦官失去權勢,便散佈流言蜚語,稱宰相與度支商定,要削減禁軍衣糧和馬草料等費用,欲以此激怒禁軍鬧事。李德裕聞訊後立即向唐武宗面奏此事。唐武宗很憤慨,唐武宗拿出了君主的作派,遣中使到神策左、右軍去宜布御旨:“此事純系謠傳,一切都是朕的安排,無關宰相之事,爾等不得信口雌黃。”將士們被震懾住了。
仇士良的陰謀被揭穿以後,只好惶恐地向唐武宗謝罪。在仇士良的陰謀被挫敗後,唐武宗沒有乘勢對他採取進一步的行動,而是將他提升為觀軍容使,以領神策左、右二軍。名義上得到了升遷,實則卻被剝奪了對禁軍的控制權。仇士良明白唐武宗對他的態度,知道自己的處境不妙,以退為進,以身體有疾提出了辭職。唐武宗順水推舟,同意了他的辭呈,將他改任為內侍監。內侍監沒做多久,基於大勢已去,無東山再起的希望,仇士良被迫致仕。唐武宗對外擊潰回鶻烏介可汗及其部眾,對內平定澤潞鎮叛亂。
景教在唐代初期博得皇帝好感,李世民曾批准教徒在長安興建廟寺一所,初稱“波斯寺”,後更名為“羅馬寺”、“大秦寺”。自太宗至唐德宗,景教在貴族之間的發展極快。高宗時,賜號阿羅本為“鎮國大法王”,並下詔於諸州建景寺,往後教堂亦掛上歷代唐朝皇帝像,使景教得以廣泛流傳。
武后信奉僧尼,景教受佛僧道士攻擊,幸有景教教士集資億萬於洛陽建“大周頌德天樞”,並得教士阿羅撼將景教教義佛化,使武后大悅,得以繼續發展。
唐玄宗開元年間,曾使景教士於興慶宮講道。天寶初亦曾命寧國等五親王到景寺禮拜,設立壇場,並陳列先王之遺像供人禮拜。而且玄宗更邀約羅含和普羅等十七名景僧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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