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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真是一樁令人欣喜的事,我們不應緘默著把它放過去;只要想想基督信仰跨過多少海洋,經過這樣長時期的接近之後,終於進入這個國度,它的使者終於進入了皇都。”然而,之後的事情遠不如利瑪竇想像中的順利。由於當時正值日本侵犯朝鮮的戰爭,整個京城戒備森嚴、氣氛緊張,人們都怕因結交洋人而惹禍上身。先是王忠銘聯絡的太監拒絕將利瑪竇引入皇宮,隨後王忠銘本人也不再施以援手。
利瑪竇雖然想方設法在京周旋,但仍四處碰壁,就連昔日老友也對他避而不見。利瑪竇作為外國人無法在北京久留,而且又遇到了財政上的困難,僅住一個多月只得返回南京。雖然未能見到皇帝,但利瑪竇首次北京之行收穫頗豐。他首先證明了《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載的契丹就是中國,而國都“汗八里”即是北京。在旅程中,利瑪竇還與神父郭居靜一同編修了第一本中西文字典《平常問答詞意》,首次嘗試用拉丁字母為漢字注音。此外,他還完成了對《四書》的翻譯和註釋工作,這對中國文化向西方傳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利瑪竇於1599年2月6日在南京定居。並建立了第四個傳教駐地。
在南京居住期間,利瑪竇透過瞿太素的幫助,結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禮部侍郎葉向高、思想家李贄、徐光啟等。當然這主要還是人們對於他的自然科學知識的傾慕。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利瑪竇還與一位三淮和尚(即大報恩寺僧雪浪)進行了一場辯論,在這次辯論中,利瑪竇憑藉其科學性的思辨明顯佔了上風。他還在正陽門(今光華門)內洪武崗西崇禮街(今尚書巷)建成內地第四座天主教堂,他在城西羅寺轉灣的住址後來也成為著名的天主教堂——石鼓路天主教堂。這些活動使南京為中國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傳教中心之一。
1600年,接受了新任務的利瑪竇開始策劃北京之行。沒過多久,他就聯絡了北上任南京禮部尚書的王忠銘一起帶他去南京,而且王忠銘還表示要帶他去北京。1600年5月18日(萬曆二十八年),利瑪竇帶著龐迪我神父和準備好獻給皇帝的禮物由南京啟程再赴北京,由於太監馬堂的訛詐和阻撓,傳教士們在天津耽擱了近半年的時間,並於1601年1月24日抵達北京。利瑪竇一到北京,就著手整理禮物進獻皇帝。進呈自鳴鐘、聖經、《萬國圖志》、大西洋琴等禮單上開列的貢品共16件,萬曆皇帝對這些貢品興趣十足,對那些宗教聖物,萬曆皇帝既覺新奇又感敬畏,他把十字架上的耶穌稱為“活神仙”,並把聖母像送與母親慈聖太后。
對大小兩架自鳴鐘,萬曆皇帝最為喜愛,小的那架被他帶在身邊時常把玩;大的那架,被置於精美的閣樓之中,在宮內專司報時。由於自鳴鐘構造複雜,需要時常維護,傳教士們便被允許定期進宮對其進行檢修。對利瑪竇進奉的西洋琴,萬曆皇帝也備感好奇,他命利瑪竇教太監演奏。利瑪竇讓助手龐迪我教授太監,他自己則仿照宗教讚歌的形式創作了8首樂曲,並填上簡短的中文歌詞,起名《西琴八曲》。每當悠揚的琴聲在宮中迴盪時,萬曆皇帝就會想起這位來自西洋的神甫。正是這些“歐洲方物”開啟了利瑪竇進入宮廷的大門,萬曆皇帝也因此對他賞識有加,允許其留居北京,深得信任。
1601年,明神宗下詔允許利瑪竇等人長居北京,作為歐洲使節被召命帶進北京紫禁城。至此他將一直擁有朝廷的俸祿,直到臨終。但中國的朝廷根本沒有注意到,利瑪竇長住北京的目的是為了傳播基督教。
利瑪竇在北京以豐富東西學識,結交中國計程車大夫。常與賓客談論天主、靈魂、天堂、地獄,同時編撰新書。1602年-1605年,出版《兩儀玄覽圖》第三版中文世界地圖,以及其他著作《天主實義》、《天主教要》和《二十五言》,得到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的尊重。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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