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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早期的官吏是沒有俸祿的,文武官員的經濟來源靠劫掠和賞賜。隨著北魏逐漸統一了北方,沒了搶劫的物件,立功受賞自然相應減少。官員的生計怎麼解決?只能透過貪汙受賄、搜刮百姓、官商勾結等非法所得,吏治敗壞成為必然。吏治敗壞,官吏禍害民眾,激起民眾反抗,官民情緒對立,不利於北魏政權的穩定。於是,漢族官員發出呼籲,必須進行制度建設,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北魏太和八年(484年),馮太后透過孝文帝的名義下發詔書,在北魏全面推行俸祿制。詔書規定,在“班祿”之後,如果各級官員還不守規矩,再貪贓枉法絕不容情,即便是貪汙一匹絹布者,都要處以死刑。按照新的俸祿制度,鮮卑舊貴族再也不能肆無忌憚地搶掠貪汙了,因此在班祿制在推行過程中,遭到了舊貴族的集體抵制。
為此,馮太后召開大朝會,讓官員們進行廷議,展開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其中漢族官員高閭主張,堅決要求實行俸祿制。他認為:“實行俸祿制,體現了國君對臣子的恩惠,臣子從而盡心盡職;反之,則會造成官員們貪贓枉法,清官也會被拖下水。因此,決不能廢除俸祿制!”高閭的意見得到大多數人的肯定,尤其是有利於強化皇權,獲得了馮太后的大力支援,俸祿制被貫徹下來,吏治有所改善。
鮮卑人原為遊牧民族,他們進入中原地區後,逐漸認識到農耕的重要性。他深知想要站穩腳跟,就必須放棄草原遊牧思維,學會中原農耕精神[9]。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就曾下令屯田,勸課農桑。到了孝文帝執政時期,北魏開始考慮實行均田制。推行均田制要具備兩個前提條件:一是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荒地。魏晉以來,長期戰亂,人口銳減,大量土地拋荒,無人耕種,政府手中掌握大量荒地。二是糧食短缺的現實原因。北魏定都平城之後,首都地區經常出現糧食短缺,軍隊糧食供應也是青黃不接。怎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糧食問題?恢復生產,鼓勵農耕,才是治本之策。
於是,北魏太和九年(485年),在大臣李安世建議下,北魏頒佈均田令,由政府主導土地改革,將天下的無主土地分給農民。
推行均田制的前提,政府必須掌握準確掌握土地數量、人口基數、徵稅數額的資料。但,但剛入住中原的遊牧政權,根本無法做到。而北魏此前施行的“宗主都護制”經濟,也不利於政府調查資料。它是從十六國後期的“塢堡經濟”發展而來,其最大的特點是採取合戶制。民眾為逃避賦役,將自己的戶口、籍貫都寄託在宗主名下,成為宗主的私家人口,即“包蔭戶”[16]。而戶主則是塢堡主、宗主,他們負責向政府交納賦役。在宗主都護制經濟下,農民不僅要受到經濟盤剝,還要受到人身限制,宗主甚至還可以決定名下農戶的生死。宗主實際上就演化為地方上的土皇帝,這無形中削弱了中央集權。
既然均田制勢在必行,那麼廢除宗主都護制則成必然。太和十年(486年),北魏名臣尚書僕射李衝(也是馮太后情人)提出戶籍改革方案,實行三長制:將豪強門下的蔭戶變為國家掌握的編戶齊名,這對宗主都護制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同時,按地域重新編制地方基層組織,在推行三長制。規定五家設一鄰長;五鄰設一里長;五里設一黨長[17]。“所謂三長制,就是在縣以下設立半自治機構,來負責一部分中央政府的行政工作,同時也可以實現民間經濟的自我管理。”
三長制的推行,政府把手伸向基層,取代豪強地主把持的宗主督護制,增強了國家對地方的控制力度。北魏政府終於清查了全國土地數額、人口數量和土地資源,方便了推行均田制度,同時也拓展了稅基。改革之後,“宗主都護制式”大家庭被拆散,小農經濟模式在北魏全面推行開來。打擊了貴族之家,減輕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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