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政制之引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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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夫權（私法空間），頗有三權分立的意味。

然而兩千年的封建時期，皇權一直無法對兩種權力進行有限的擴張。比如宗族內的司法權是宋明資本萌芽的一大阻力。因為“家父權”的存在，中國古代社會，個人往往以在家族內部的身份參與社會活動，而非以公民的身分，自然沒有家族成員財產私有化一說。

大量的個人權利和大量的財產被“家族審判”所限制著，而無法轉移到了公共法庭的管轄之內。

皇權雖然在國家事務上擁有無上的權威，卻進入不了私人事務的領域，所以無法形成“私法”。

雖然宋朝開始了對於家族內部司法權的干預，比如禁止血親復仇和祠堂審判，但是一直到清末，家族內的司法權其實一直在司法實踐中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君主立憲制”到了後期常常以“虛君議會制”的形式出現，然而董仲舒在兩千年前就洞察其中一切。

中國封建時期，君權一直光輝奪目，所以相對於君權的“相權”卻不得不議。

董仲舒言“君臣離合”，君王取法於”天”，人臣取法於”地”。取法於天者，就要“高其位”、“藏其形”，取法於地者，則要“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君臣各守其道，謂之“離”，君臣相互配合，謂之“合”。

“君臣離合”就是實行所有權與管理權的分離，將皇帝高高扔在寶座上，國家大事的管理交給職業人士，由並不稱職的儒生組成管理層。

“君主立憲”意味的輕重在技術上取決於各個時期“相權”的強弱，也可以說，“君主立憲”的技術與現實體現就是與皇帝相對應的官僚體系。

中國封建史宏觀上可以說是君權與相權爭鬥史。當然君權可以憑藉的資源太多，相權往往被打得落花流水。而相權極度薄弱之及，卻是社會動盪不堪的時候。

提及這個原因不得不說一說君權如何侵奪相權的。

君權侵奪相權，藉助有三：宗族藩屏、太監當道、外戚橫行，這麼一說，諸位應當明白一二了。皇帝無法事事親為，管理國家事務，不借助職業管理層（官僚體系）只得讓不借助親兄弟、親子侄、只有依靠身邊的太監，或者孃舅、表哥來治理國家。如此一事，龐大繁冗的國家體系就讓皇帝人為推到崩潰的邊緣。

但是在宋朝，並無外戚、宗族、太監之禍，其實那段時期，正如《新宋》所描述的那樣，正是“君主立憲”意味最濃重的時期。王安石變法，加強國家對社會經濟的干預力度，實質上可以看作國家權政對宗族權的大規模擴張。雖然說，從漢朝以來，就註定王安石不會成功，但是他的這種努力使有中國社會有一次轉向的可能，非是《新宋》說的那麼不堪。

但是宋朝為何會衰敗至廝，讓人心痛呢。

讀宋太祖事，常生感觸，常言天再假其十餘載壽數，宋朝便不會是這般結局。後來，細思之下，那也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宋代的“君主立憲”缺乏一個很重要因素，這大概也是“君主立憲”永遠不會成功的原因。

門閥。

隋唐以來，門閥衰亡，使得門閥政治從唐後期就成為歷史名詞。

君權神授、相權君授，以不稱職儒生所構成的官僚體制來制約君權總是有先天缺陷的，在這種情形下，中國的強大隻能依賴於皇帝個人的素質。

當然這極為苛求了，如果讓我娶到顏如范冰冰之流的老婆，讓我五點就起床、不聽老婆話、不照顧點小舅子，簡直就是不可能。

李世民之流簡直就是異數，並且唐初也能看到門閥政治的影子。

門閥政治的盛時正是歷史最黑暗的兩晉、南北朝，所以對門閥政治都沒有什麼好感。但是，我還是不得不說門閥是“君主立憲”不可或缺的一個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