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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楊震青出於藍，一門三代都為三公。儒家的身價可謂芝麻開花節節高了。而這也正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儒家學說在漢代社會思潮中的大致定位。

然而，形式與內容之間並不總是一致的。儒學在名義上雖然取得了至尊無侔的地位，但在實際政治生活中的貫徹卻往往要打很大的折扣。漢代統治者轟轟烈烈地尊孔崇儒之舉，更多的是做表面文章，粉飾太平而已。汲黯批評漢武帝是&ldo;內多欲而外施仁義&rdo;，正道出了帝王們的內心奧秘。武帝、昭帝、宣帝時期，這種內法外儒，儒法並用的特色甚為顯著，用漢宣帝自己的話來說，就是&ldo;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rdo;！元、成之後，情況雖有所改觀，但從本質考察，在具體的政治操作層面上，&ldo;霸王道雜之&rdo;的做法依然是統治者的主動選擇。元帝時，匡衡上疏中的內容透露了這方面的資訊：&ldo;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眾，奸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rdo;顏師古注末語稱：&ldo;非其天性自惡，由上失於教化耳。&rdo;這表明當時真正掌握管治資源的是大批&ldo;俗吏&rdo;，他們對&ldo;儒學&rdo;根本不屑一顧，僅僅憑恃&ldo;刑法&rdo;治民，而其根源則在於最高統治者只是將&ldo;教化&rdo;掛在嘴上，並未能真正落實到政治操作之中。

正因為如此，在當時的社會政治生活中，真正能以儒家基本原則處理日常政務的，也就只有召信臣、韓延壽、何敞等極少數號為&ldo;循吏&rdo;的官僚，而大部分官吏則通常汲汲於以法刑施政馭民。如薛宣就明白透底：&ldo;吏道以法令為師&rdo;。這與秦代&ldo;以法為教，以吏為師&rdo;的做法一脈相承，如出一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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