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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生存的根本在於抵禦外來族群的欺凌與侵略。也就是說，戰爭能力的文野強弱，決定著這個民族的命運。戰爭能力低下，或遲或早都要滅亡。這是民族發展史的鐵則。中國民族其所以具有悠長的耐久力，根本之點就在於對外來危險無與倫比的抵禦消解能力。在數千年滄桑中，這種能力已經臻於化境，達到了極高的藝術境界。
總結中國歷史，這種抵抗藝術的核心可以概括為八個字‐‐強力反彈，有限擴張。面對強敵，堅決反擊，此所謂強力反彈。反擊勝利，適可而止，此所謂有限擴張。從總體上看，中國民族在每次戰勝大危機之後，都沒有西方帝國或東方成吉思汗式的爆發擴張，而總是將勝利限定在一定範圍之內。對於這個&ldo;度&rdo;的把握，充分體現了中國民族深邃的戰略洞察能力。從某種意義上說，奮起反擊不難，大勝之後適時剎車卻極難。歷史上舉凡曾經強大而一朝覆亡的帝國民族，如古羅馬、拜占庭、西夏、遼、金、元、希特勒第三帝國等，莫不是不知進退而衰竭枯涸。否則，這種把握如何稱得上藝術境界中國是世界上產生兵書最多的國家。春秋戰國的學問家流派中，兵家堪稱威名赫赫。在中國，知兵而成&ldo;家&rdo;成 &ldo;學&rdo;者，絕非浪得虛名。中國歷史上的兵家有兩個顯著特點：
其一，全部是文職軍人出身(請注意，名將才是職業軍人)； 其二，同時都是身居要職的政治家。
這兩個形式特點，反向的說明瞭中國軍事思想必然不會是單純的軍事攻防研究，而一定帶有深邃的社會人文價值。假如不是歷史塵埃的淹沒，中國的經典兵書絕非只有《武經七書》。
姑且只說《武經七書》的作者：《六韜》的呂尚即人人皆知的姜太公，顯然是個老學者。《孫子兵法》的孫武本是齊國名士。《吳子兵法》的吳起是魯國名士。《司馬法》的司馬穰苴是晉國的司馬(文職國防部長)。《尉繚子》的作者是魏國國尉繚，同樣是文職國防部長(請注意，中國古代的司馬、國尉、太尉等，都是最高國防長官，只有大將軍、上將軍等各種將軍才是三軍實際統帥)。《唐太宗李衛公問對》的李世民不消說是個皇帝，就是李靖也是文士出身。另外，失傳而重見天日的《孫臏兵法》的孫臏，更是文人學子。《孟德兵法》的曹操，四言詩寫得驚世駭俗。一言以蔽之，舉凡中國留有軍事著作的兵家，沒有一個赳赳武夫。這樣的兵家們所鍛鑄的用兵原則，囊括了非凡的民族生存智慧。《孫子兵法》開篇就是《始計》‐‐即廟算，即戰略運籌。第一句話就是&ldo;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rdo;這個論斷代表了中國民族對戰爭的最高境界的審視。戰爭對軍人而言，是死生之地，對國家民族而言，是存亡之道。惟其如此，戰爭才是國之大事！《司馬法》則開篇就提出&ldo;以戰止戰&rdo;、 &ldo;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rdo;的警世格言……凡此種種，都說明瞭一個事實，中國民族在對待戰爭的問題上是冷靜清醒的，是堅決排斥盲目性的。
還是讓我們具體看看中國民族&ldo;強力反彈，有限擴張&rdo;的歷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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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族第一次的生存大危機發生在春秋中期。周王室東遷洛陽後百餘年間，王權的衰落與諸侯國內部的爭鬥，對外夷的防範早已經形同虛設。野蠻部族如汪洋大海般從四面進逼中原。那時侯，嶺南、江南、東海、隴西、高原、草原，無處不敵。南苗、東夷、西戎、北胡，四方皆夷。大約數以百計的野蠻部族從各個方向向中原蠶食。華夏民族危在旦夕！這時候，卻恰恰正是中原世界發生革命性變化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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