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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皖南事變後,邊區政府的外援完全中斷。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隨著日本對華政策的改變,國民黨的政策也由積極抗日轉為消極抗日,積極反共。表現在經濟上停發給八路軍的軍餉和對邊區進行經濟封鎖。1940年9月,國民政府就一度停發每月60萬元的軍餉, 皖南事變後,八路軍的軍餉全部被停發。同時,國民黨頑固派對邊區進行經濟封鎖,禁止必需品如棉花、鐵、布匹等入口,阻撓扣留邊區商人;提高稅率,不許邊區土產向外推銷。在頑固派的軍事包圍、蠶食政策和經濟封鎖下,邊區的面積縮小,人口銳減。抗戰初期,邊區總面積為12 96萬平方公里,人口約200萬。被封鎖和侵吞之後,邊區面積減少到9 89萬平方公里,人口減少到約150萬。(註:《陝甘寧邊區幅員的說明》1944年, 見《史料摘編》第一編《概述》第10頁。)國民黨的封鎖,使海外華僑及後方進步人士的捐款也中斷了。
第二,非生產人口的增加是造成邊區財政困難的客觀原因。1937年,&ldo;七&iddot;七&rdo;事變前後,邊區脫離生產的黨政軍人員最多不超過3萬人。1938年後,大批愛國青年奔赴延安,到1939年邊區非生產人員增至4 萬人。1940年至1941年局勢最為吃緊時,從前線調部隊保衛邊區,使非生產人員達72萬餘人。非生產人員的增加,加重了邊區的財政困難。就糧食一項來說,除徵收救國公糧,缺額部分由財政撥款購糧。1938年購糧款68萬元,佔年財政收入83%,1939年購糧款524萬餘元,佔年財政收入8%。1940年購糧款大幅度增長,款1835萬餘元,佔年財政收入1886%。(註:西北財經辦事處:《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1948年2月18日,見《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下稱《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頁。)分別比1938年增長了26倍和10個百分點,比1939年增長了3倍多和10 個百分點。
第三,不合實際的財政政策是造成邊區財政困難的主觀原因。1937年至1940年邊區&ldo;力爭外援,休養民力&rdo;的財政政策總體上是正確的,但在執行過程中過於機械和教條,出現了不合實際之處。一是對外援認識不足。抗戰初期,國民黨積極抗戰的確鼓舞人心,但當人民力量壯大時,它必然要在政治上、軍事上和經濟上給予扼殺。儘管當時邊區黨和政府已經預見到外援不可靠,毛澤東在1939年就提出自己動手,開展生產運動的號召,但&ldo;沒有把1939年的熱潮堅持下去,普遍推廣到農村去,到1940年就又有些消沉了。&rdo;(註:西北財經辦事處:《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1948年2月18日, 見《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下稱《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頁。)這說明黨的一部分人包括高階領導人有依賴於外援的思想,沒有做發展經濟、增加財源的長遠打算。二是狹隘的&ldo;仁政&rdo;觀點。經過一段休養民力,邊區經濟比之抗戰前已有所好轉。儘管徵糧數額成倍增加,但因農業經濟發展而實際徵收比例下降了,農民負擔相應也減輕了。在當時,政府總是考慮休養民力,總怕群眾負擔重了,而對戰時特殊環境考慮則較少。正如南漢宸所說:&ldo;各級幹部處理一些問題也沒有將戰爭與革命的特點把握住,只是站在怎樣減輕負擔和改善人民生活這方面去看問題,而沒有看到日寇和頑固分子有進攻邊區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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