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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華納、派拉蒙公司的頭頭僅僅只會理財,而他卻既善經營,又會拍片,他要追求自己的藝術之夢了。他要是知道李思明這位“才子”只是打著“藝術”的旗號行賺錢之實的話,不知道該稱讚還是鄙視李思明。
經過數年的準備之後,科波拉決定獨資拍攝《現代啟示錄》。他決心把這部影片拍成“大題材”、“大場面”、“大資金”的電影。為了籌集資金,他先把影片的版權賣給了美國和歐洲的發行公司,得到了一千三百萬美元。這還不夠,他又孤注一擲,押下了自己買下的樓房,盤出了他的出版社,他帶著規模有如一個加強營一般的攝製組,一頭扎進了菲律賓的叢林之中。但是嚴峻的現實接踵而至:他向“五角大樓”商借飛機、大炮、兵艦,軍方因為不滿於這個故事而拒絕了。不得已之中,他只得高價向菲律賓政府僱士兵,租飛機,買遊艇改裝成炮艇。在拍攝過程中,又遇到了兩次強颱風,他精心做成的佈景被吹得稀里譁拉,拍攝不得不停頓了六週。正在這時,主要演員因故拒演,又不得不重拍他的全部鏡頭。《現代啟示錄》總共耗資三千六百萬美元。在當時,這恐怕是美國製片史上最高的成本記錄。這還不算,科波拉為了追求藝術上的完美,不惜一再返工重拍,膠片耗費達一百萬英尺以上,歷時三年之久。影片拍攝期間,科波拉整天不間歇地工作,餓了就吃點三明治,體重掉了三十公斤。
1979年,科波拉趕在聖誕節前發行了這部影片。令人遺憾的是,評論界對這部電影一片死寂,他們竟然看不懂科波拉想在電影裡要說明什麼。觀眾們對這部高成本新片也並沒有表現出科波拉曾經期待過的熱情。影片沒有收回成本,科波拉欠下了一屁股的債,龐大的廣告宣傳也沒有為影片帶來福音。該年度的奧斯卡獎角逐中,這部影片又榜上無名。不用說,這對於雄心勃勃的科波拉,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後來,他再也無力獨立投資拍片,只能受僱於好萊塢各大製片人,從執導影片中賺錢來償還債務。到八十年代,科波拉幾乎一撅不振,他辛酸地說:“我準備洗手不幹了。我看不出我為什麼還要在目前的條件下工作。我現在已經不再去電影院看電影,我只是在自己家裡放映一些老影片自娛。”
“這個人很不錯,我們可以高薪僱傭他來,給我當助手。我正好要拍戰爭電影,他在《現代啟示錄》中塑造的戰爭場面很經典,我正需要這樣的人。”李思明對這位“欠債”導演很感興趣,科波拉現在很潦倒,但是李思明知道此人會再度一鳴驚人的,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來得要好。
讓未來的牛人給自己當馬仔的感覺很不錯,李思明想,要是僱傭未來的美國總統、州長之類的,那該多好啊。李思明是個值得信賴的人,這是“別有用心”的李思明給別人的完全相反的印象。
“這個應該沒問題,不過你真的要拍越戰嗎?” 弗蘭克爾問道。
“哦,不是,我拍的是二戰。”李思明是不會去越戰片的,“那一場戰爭我們都是正義的一方。”
美國人認為,越南戰爭是美國在錯誤的年代錯誤的地點打的一場錯誤的戰爭,它造成了美國社會的進一步動盪不安,以及價值觀念的喪失和累累的精神傷痕。越南戰爭結束後的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越戰成了好萊塢電影的熱門題材。繼電影《獵鹿人》之後,一系列震憾人心的越戰片相繼問世:《生於七月四日》、《全金屬外殼》、《河內—希爾頓》、《漢堡包高地》、《戰爭傷心雲》、《早安,越南》、《失蹤人員》、《野戰排》等,它們凝聚了美國人對這場不義之戰的痛苦反思,這些影片不僅轟動了美國也轟動了世界。所有這些題材的影片,為好萊塢帶來了巨大的票房收入。
但是中國人的觀點卻不同,至少在李思明的觀點中,有著完全相反的意義,這是一場不得不打的戰爭,是為爭取生存的空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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