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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呂氏春秋》來立論：“——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故勝書能以不言說，周公旦能以不言聽，至言無言，至為無為。”
謝道韞心思敏捷，立即道：“非也，呂不韋之‘不言’乃是可言而不必言、老子之‘不言’乃欲言而不能言，一則無須乎有言、一則不可得而言，此中差異明顯。”
數月不見，這個祝英臺思致愈發敏銳了，一下子就辯析出其中微小的差異，徐邈一開場就落了下風，眼望陳操之，讓陳操之頂上，他先思索一會。
陳操之便引用《莊子》的“知北遊”、“徐無鬼”來支援徐邈之論，謝道韞與謝玄引經據典反駁，雙方辯論甚是激烈，妙語如珠，一邊的顧愷之聽得眉飛色舞，如此高水平的辯難，即便大司徒司馬昱府上也是難得一見的吧，辯難要有勢均力敵的對手，不然的話一方三言兩語把另一方駁倒，也就顯不出精彩。
晉人清談也不是全無益處，晉人好思辯，相互辯難有益於學術交流，魏晉哲學是繼春秋百家爭鳴之後的又一高峰，但清談發展到極端，只務清淡，不理世務，那就難免有清談誤國之毀了。
這場辯難以陳操之、徐邈方落敗告終，徐邈起先引的《呂氏春秋》有破綻，被謝道韞揪住，雖然陳操之幾番反擊，卻還是無法挽回、無法自圓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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