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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為不同,甚至已經漸行漸遠。

東國的大晟玄學濫觴於御子所開創的玉虛宗,雖三經並重,卻尤尊《逍遙經》,與經學融匯,聚焦於有無之論,又雜糅宇朝陰陽巫覡的‘讖緯’神學,而成玄學。現如今崇有與貴無之辯已經成了大晟朝日常政論,朝野內外,帝王執政不以實務為要,日日清談非要在這上面爭個是非。玉虛宗也是在辯論中不斷有人獨樹一幟,分庭抗禮,假以時日,恐怕玉虛宗只剩個名號,各宗派皆與不同的世家大族緊密結合,而成士族家學。

大綦雖以太虛宗為國學,開了科舉先河,但其實儒學上重視的是卿子之學,卿子學於顏子,又以慎子太虛正法為宗旨,以慎子“齊萬物”為綱要,在其學生非子、揚子經營下,已經成為外儒內法的霸道。大綦也因霸道而稱雄於列國,不過名法之酷烈已經開始反噬大綦朝廷。自大綦開國以來,不過三代,帝嗣奪位之變何止五六次了。

而大肇莫看太祖太宗皆是將門出身,但以崇文抑武為國策,三代帝王更以道門天尊下凡自居,清虛宗以《易經》為首要,肇儒也以至聖先師所注《易經》為五經之首,以陰陽化易數,以易數通人倫,與大綦名法“齊萬物”宗旨截然相反,主張心性即是道理,格物致知無窮。而清虛宗與儒學的融匯也是更為協調自然,比如宗放就是儒道兼修,併為世人稱道為術學,而新政中新舊儒道的碰撞也迸發出學術的爭鳴,其實莫看宣宗新政無疾而終,但是慈聖太后秉政以來,雖然稱得上政通人和,但是已經暮氣深厚,朝堂上仍有新舊之爭,而學術上皆倡言革新,只是革新的根本手段不同。

較為持重的大理寺卿溱南(溱康城)荷氏出身的荷元皓以太極通書開元學,下自成蹊的有應天府漸成風氣的丹學,南山的理學、海西的道學;資政殿學士士悅昔日學生,有於西崑崙西京京兆開創以推陳出新、弘揚民本的氣學,有在南山醴海南京倡言德政革新的新學;子庚相公的學生也在東京京畿以中正事功為宗旨的公學。而承守真雖為四真之一,卻不以經義聞名,也不涉學問虛務,雖然在端睦城為官時,新學、道學、理學皆邀請他登壇講學,他卻從未涉足其間,這也是承守真能再重返朝堂的緣由之一。

子庚相公所默許的公學已經以中正中庸標榜,若非如此政府執政的位子,恐怕早就做不下去了。

但是,承守真身為龍圖閣學士,入朝執政只差臨門一腳了,學術上的造詣豈能無所成就?他雖秉持處政中和的道理,但是自然是希望朝廷能革除弊政,一力維新的,傾向上更接近新學,只是新學過於急進為他不喜。而這知縣所學更近公學,一番交談,到有了承守真將此人推薦給子庚相公的心思。

至於蘆頌等人,承守真雖然剛剛接觸,但是對於宗放他是瞭解的。尤其是宗放的開宗大弟子萍庸,苽紹文已經是永州聞人,一篇《漁樵問對》名滿京門,名望於今人冠於其師宗放之上。

萍庸按傳承乃是宗放的再傳弟子。時為宗放門下二弟子的藨秩以易為本經,文名達於京畿南北,萍庸求學拜見之,藨秩本是考較萍庸,未想一見如故,二人論易數見解,三日夜而不盡興。藨秩不敢以師居於其上,乃親自攜萍庸至云溪,推薦到宗放當面。宗放收萍庸於門牆,以其穎悟絕倫,清新儁逸,為同門稱道。宗放也常與人言,將來能開宗為顯學者,非萍庸莫屬,更激勵萍庸專心學問。

其時,從文者莫不以科名為出路,或以儒入道,希冀走白雲先生及宗放的當年終南捷徑。宗放不虞世人有僥倖之念,嚴明門下弟子非科舉不得入仕,凡入道不可進京,以身作則,對於收授弟子也是小心謹慎,寧缺毋濫。眾弟子皆以學問精進為要務,以走科場正途為念。幾個弟子中,最年長的荊馥以狀元及第入仕,作為新帝登基首開恩科的頭名狀元,深受慈聖太后與官家賞識,現如今已是翰林學士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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