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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前垂手聽事。

“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可知其意?”

這後堂並不廣大,只有蘆頌、宗淑、風鳴、營丘栿、萊觀以及公良吉符與縣學教諭、文學幾人,聞聽此言,才知此乃承公對於元知縣的迴護之意。所謂‘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之意乃是君子不要輕易說話,小人的耳朵緊貼著牆,叫他們聽去,則會招來災禍。這是告誡元知縣如此張揚志氣,乃是取禍之道。

“吾輩難抑千人指,無病而死可矣,然丈夫不能方圓自用,匹夫之勇也。”

承守真這幾年常思索的便是慶康新政之敗壞緣由。雖然世人皆歎服未雨綢繆之妙,但是更多時候人們是不見棺材不掉淚的。三冗之患於宣宗時尚未是牽動國運的大患,因此雖有宣宗振奮,眾人鼎力,但是朝野上下更多的是站在對立面上,認為所謂新政不過是帝王新貴的爭權奪利手段,而新政的綱領又全部出自士學士之手,更是被貴戚元老重臣認為是冀望權柄的倖進,至於新政眾人也是良莠不齊,即有似承守真這等沉穩持重的,但更有輕佻瀟灑的、輕直莽撞的、輕率冒進的。

所謂三人成虎,先有知制誥陽攸陽從之所作《朋黨論》以陰私結黨遭貶,再有士門三子之一的國子監直講巖介巖公操又作《慶康聖德頌》而肇始黨爭,最終以集賢殿校理監進奏院的紫舒軚為首的十餘新政骨幹冤作邸獄而遭斥逐這一事件,使一時蓬勃的新政中道而亡。這些人哪一個不是赤忱君子,卓然名士,皆因行事不敏、言語不謹牽連同儕,甚至宣宗抑鬱而亡也是源於此。子庚相公、士學士與他後來談及此處何嘗不扼腕痛惜?哀其切切也怒其赫赫也。

蘆頌聞承守真所言,頗以為然,家師宗先生也嘗以此警誡弟子, 做人做事不可以率性而自得,不可以快意而自矜,為天下事當以天下人心為念,此人心不僅有君臣、親朋、同志更應著意於異對、敵讎及廣大黎庶,所謂好問而好查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可矣。

趁著承守真的意思,蘆頌默吟出《朋黨論》其中句子。

“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那元知縣本來聽了承公所言,還有心論明自己的心跡,當聞聽了蘆頌背誦的幾句話,不僅麵皮泛紫,乃是有些羞臊了,其餘人聞此也是默然,昔日陽制誥便是因《朋黨論》引發第一場朝野攻訐新政諸君,而這知縣對於恩師所作所為如何不瞭解。雖然陽制誥本意乃是問心無愧的剖白之言,可惜其立義之根本就錯了,君王哪裡在意黨人為何為黨,只在意黨人因黨同而伐異,因黨聚而凝集,若是小人為黨,君王反而不以為意,而所謂君子之黨才是君王大忌!

畢竟臣侍主以忠,君待臣以誠,若是臣子不依賴君主而以互助互利可下自成蹊,那豈不是視君子如無物?如此一來上下不以忠誠相對,尊卑不以公謹牽連,天子哪裡還能夠深居大內,垂拱而治?

這也是承公與陽攸分歧最大的地方,於承公看來,慶康新政中道而廢,內因參差,外因肇始於此《朋黨論》也。

公良吉符見氣氛凝重只得出聲,以作緩頰。

“承公所言,非長者不能如此推心置腹,我等皆應銘刻五內,陽從之《朋黨論》也是當時雄文,可為何歸隱山林中,又能作出《醉翁亭記》的錦繡文章?乃是陽公跳出桎梏回首再看方知其樂何所樂也。國朝與天下諸國不同,尤重士大夫,朝廷上下皆是一時才俊,豈可因政論主張強作君子小人之別?同道或同利孰能分辨清楚,若以此論真偽,徒增攻訐而已,我等為政一方何必拘泥於政見?但有所為有所不為可矣!”

公良參軍只能來和稀泥,其實只要踏進官場豈能無派系政見的區別,只是你這一縣父母豈能就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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