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墩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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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其中心部位都發現大型建築基址。如寶墩古城址中部有一處高出周圍地面1米、面積約3000平方米的臺地上，有房子基槽和密集的柱洞；在郫縣古城城址的中心位置也發掘出特大型建築――郫縣大房址。建築與城牆走向一致，長約50米、寬約11米，面積約550平方米。在房子裡基本等距離地分佈著5個用竹編圍成的卵石臺基。此房址基本上沒有發現多少生活設施，偌大的建築物裡面只有醒目的5個壇臺，顯然是一處大型的禮儀性建築――廟殿。文化寶墩文化本地區自龍山時代開始到古蜀文化（即三星堆文化）時期的聚落形態是“壩子文化”。本地區的遺存都分佈在山地和丘陵間的平壩與坡地上，除了成都平原，一般地勢不開闊，遺址規模不大，不可能形成如黃河流域、江漢平原上那樣的大規模聚落。但它們三五成群、若即若離地沿著河谷，成線狀分佈，大小配搭，形成聚落群，逐步形成後來的村落或鄉鎮。成都平原地勢較開闊，環境條件優厚，自然形成中心聚落——古城。可是成都平原又並不算太大，幾個大聚落形成的古城擠在一起，又不可能具備古代黃河流域聚落間那樣的“甌脫”隙地，因此為了各自的安全和觀瞻，也為了本部落疆域的封樹，人們不惜人力物力，建造起高聳的城堡，逐步形成城邑群落。它們又是透過周圍串珠狀分佈的大小聚落，從四面八方與祖國大地上的其它同時代聚落，千絲萬縷地聯絡在一起。

據蒙文通先生研究：古巴蜀境內曾有數百十個小部落小諸侯“戎伯”，司馬錯說：“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蜀就是這些戎伯的首領。稍後的古蜀文化區就是這種“壩子文化”與“戎伯文化”的集合體。正因為有了成都平原這塊大壩子上高度發達的以古城群為代表的古蜀文化及其前身寶墩文化為核心，帶動那些中小壩子上發展不平衡的文化綜合體（氏族部落），才在長江上游形成了一個在華夏文化圈內獨特的“古蜀文化區”[10]。加上本區的位置正處在長江中下游、東南沿海的以稻作農業為主的“東南文化板塊”與黃土高原以粟作農業為主的“西北文化板塊”之間的接合部，這就規定了本區古文化靣貌斑駁不純，具有顯著的“雜交優勢”，兼收幷蓄，廣為接納而形成獨樹一幟的巴蜀文化風格。這種地域文化上的血肉相連，是自古已然，密不可分的。這種“壩子文化”的強大的生命力不僅體現在當初當地早期文明的發生、發展的過程中；而且貫串在整個文明的程序中，直到今天我們仍然可以清楚地發現“壩子文化”的印記，大至社會生產生活方式、城鄉格局、思維定式、民風民俗；小到道路橋樑、建築器物…無不受其影響。如果放大了來講，自然地理環境是一種客觀制約，人類可以與之抗爭，卻永遠無法擺脫其影響。

主要影響寶墩文化古蜀文化擴充套件古蜀文化是一支較為發達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主要分佈在川西平原一帶，因新津寶墩遺址而得名。重要遺址有新津寶墩、都江堰芒城、郫縣古城、溫江魚鳧城等。寶墩文化可分為四個發展階段，絕對年代約為公元前2700—1800年。當時的成都平原還在中國的長江上游，四川盆地的西部有一塊富饒而富有傳奇故事的地方——成都平原，對這片土地發生過的那些遙遠的歷史，過去是透過簡略的文獻記載所瞭解到的，有關蠶蟲縱目、魚鳧神化仙去、杜宇化鵑、開明覆活等傳說早已為人所熟知，同時也使古蜀歷史蒙上神秘色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偉大浪漫主義詩人李白在唐代這樣描述著古蜀國的歷史。虛無縹緲的歷史傳說一直就是古蜀國曆史的全部。1929年，四川廣漢三星堆的農民燕道誠無意中發現了大量的玉璋、玉璧等，毫無疑問，這就是古蜀文明，由此開始了幾代考古人尋夢之路。考古工作者們經過不懈的努力，基本把握住了古蜀文明發展演進的脈絡：以成都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