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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民間,馬牛羊其氈皮為之價賤。”神麚年間,“世祖之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為牧地。畜產滋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將半之,牛羊則無數。”這些記載,反映了太武帝對畜牧業的重視,及當時畜牧業的繁榮狀況。
節約開支
太武帝把節約開支,減少浪費也當作保證軍國贊用的重要措施。史載他“性清儉率素,服御飲膳,取給而已,不好珍麗,食不二味,所幸昭儀、貴人,衣不兼彩”。凡“賞賜,皆是死事勳績之家,親戚愛寵未曾橫有所及。”太武帝反對更竣京城,修飾宮殿,反對佛教,嚴懲貪官汙吏,常常是從愛惜民力、物力著眼的。太武帝的一系列節約開支作法,無疑對保證軍國用費,減輕百姓負擔起到積極作用。
軍事
太武帝特別重視軍隊建設。蒙古大草原的遊牧射獵生活,鍛鍊了鮮卑人健壯的體魄,剽悍的性格和高超的騎射技藝。軍隊,特別是騎兵,是北魏克敵致勝的重要工具。太武帝為了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屢下詔令,申明紀律。他對戰爭中“盡忠竭節”,“蹈鋒履難”的將士,或升官進爵,或賞賜以人口、牲畜及金銀、古玩、繒帛等物質;對違犯軍紀者,則給予嚴懲,雖親貴重臣,也不寬貸。如鮮卑貴族丘堆,明元帝時以軍功封侯,太武帝時封公。
神麚元年(428年),他與司空奚斤奉命率軍追擊夏國皇帝赫連昌之弟赫連定時,當他聽到奚斤兵敗被俘訊息,竟棄兵而走。太武帝下令將臨危脫逃的丘堆斬首。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中山王拓跋辰、內都座大官薛辨、尚書奚眷等八將,“坐擊柔然後期,靳于都南”。尚書令劉潔,因矯詔改易討伐柔然諸將的會期,致“柔然遠遁,追之不及”,加之犯受賄等罪,太武帝下令“夷其三族”。
太平真君八年(447年),扶風公元處真等八將,在鎮壓蓋吳起義的戰爭中,“盜沒軍資,所在擄掠,贓各千萬,井斬之”。太武帝很好地使用了其掌握賞罰之權,整肅了軍紀。
另外,太武帝本人,在戰爭中身先士卒,衝鋒陷陣的英勇精神,對激勵將士奮勇殺敵,保證戰鬥勝利也起了積極作用。如始光四年(427年),太武帝親率三萬輕騎,突擊夏國都城統萬。他與將士一道,頂著風沙,強忍飢渴,和夏軍惡戰於統萬城外。他曾因馬蹶而墜地,上馬後仍繼續戰鬥,速殺夏將十餘人。後又身中箭傷,但他仍然“奮擊不輟”。由於太武帝領導的軍隊紀律嚴明,在戰鬥中又能身先士卒,“是以人思效命,所向無前。”
文化
尊孔修文
太武帝在執政的實踐中,逐漸認識到,要維護和鞏固自己的統治,不僅需要武功,而且需要“文教”,即透過宣揚禮、樂、法度來化民。他在神麚四年(431年),取得敗柔然,降高車、滅夏國的軍事勝利後,就提出“偃武修文”。偃武,他做不到;修文,確實是重視起來了。他非常尊崇孔子,提倡儒學,大量吸收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參政,目的是要用儒家學說統治百姓的思想,利用漢族知識分子的知識和經驗治國安邦。
太武滅佛
拓跋燾繼位之初,每引高德沙門,與共談論。但是佛教勢力發展過於迅猛,佛教徒人口增加,拓跋燾在軍事戰爭中日益感到人力的缺乏;另外佛教進入中原後也吸收了讖緯學說,搞一些神秘理論,妨害到了皇帝的權力。加之,拓跋燾所寵信的崔浩深通道教,在崔浩的詆譭下,拓跋燾漸漸疏遠佛教。在太延四年(438年),拓跋燾詔令五十歲以下沙門盡皆還俗,以從徵役,解決翌年西伐北涼所需的人力問題,在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拓跋燾又下滅佛詔,指責沙門之徒,假西戎虛誕,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規定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有私養沙門及師巫、金銀工巧之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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