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皇帝篇（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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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2章 南朝皇帝篇（57）

（1）而其“詩癖”的養成及其後來“宮體”詩的形成，又與此時如幕的徐擒和張率有直接關係。

（2）徐擒為蕭綱侍讀，而他“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其新變之體，其實就是宮體詩。

（3）張率“年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為詩一篇”，與陸、任昉等友善，曾得沈約讚賞。天監初，他曾經被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婦人事二十餘條，勒成百卷……以給後宮”。可見，他早就具備寫作宮體詩的基本條件。而且其今存詩中不乏豔情的內容。他“在府十年，恩禮甚篤”，對於蕭綱的影響也是可想而知的。

（4）蕭綱11歲為宣惠將軍、丹陽尹時，有庾肩吾等人入幕；18歲為南徐刺史時，又有王規等人入幕，從而使蕭綱文學集團初具規模。

（5）從普通四年至中大通二年（523～530），蕭綱在雍州刺史任上七年。此間其幕府中又有：劉孝儀、劉孝威等人入幕。其文學集團已自然形成，並且詩歌創作也日漸繁榮。

（6）至蕭綱入主東宮後，文學才士更是濟濟一堂，如徐擒、張率、庾肩吾、王規、劉孝儀、劉孝威等。

蕭綱的文學主張，在當時也具有代表意義。他既反對質直懦鈍，又反對浮疏闡緩（《與湘東王書》），正面提出“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誡當陽公大心書》），和蕭繹主張的“情靈搖盪”互為呼應。《南史·梁簡文帝紀》記其有文集100卷，其他著作600餘卷。存世的作品，經明代張溥輯為《梁簡文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玄學

文、義之學並稱南朝的顯學，義學即玄學。與對待詩歌類似，蕭綱在玄學上投注的熱情也非常大。歷史上的梁大同年間，宮體詩風與玄談講學之風之盛，大致並駕齊驅。蕭綱、蕭繹兄弟與其父梁武帝蕭衍一起，充當了大同玄風的重大推手。《梁書·武帝紀》曰：“大同中，於臺西立士林館，領軍朱異、太府卿賀琛、舍人孔子祛等遞相講述。皇太子、宣城王亦於東宮宣猷堂及揚州廨開講，於是四方郡國，趨學向風，雲集於京師矣。”

《顏氏家訓·勉學篇》回憶說：“洎於梁世，茲風（引按：玄風）復闡，《莊》《老》《周易》，總謂‘三玄’。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元帝在江、荊間，復所愛習，召置學生，親為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至乃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預末筵，親承音旨，性既頑魯，亦所不好雲。”《金樓子·雜記上》記載大同五年蕭繹自荊州還京師，“其日賦詩”，“其晚道義”。正是一時風氣的寫照。京師、郡國其它講學玄辯的事蹟，可以參看本譜的相關內容。這種風氣，至太清、承聖國難之中仍在延續，蕭綱的太子蕭大器臨刑之前仍在講《老子》；西魏大兵壓境、江陵勢如危卵之際，蕭繹亦頻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真正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或許如前揭《顏氏家訓》所說，“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玄談也有消除緊張恐懼的功能。

梁武帝崇佛聞名於史，正如許多學者所指出的，梁朝的佛教主要是佛學，佛學的理論，而非實踐的佛教修行，所以，梁朝空前繁榮的佛學，梁武帝一再開講所推動的佛教講經的風氣，某種意義上，亦可以與玄學的發展聯結起來。以本譜所述天監十八年昭明太子蕭統講真俗二諦義，以及蕭綱等人的諮問為例，其實就是一場玄學辯論。歷史上西晉亡國，一直有一種說法認為是玄學清談導致的結果。清談廢事，對於梁朝的滅亡，也有史籍記載直接與玄談的風氣聯絡起來。

《梁書》卷三七《何敬容傳》載，太清元年，何敬容遷太子詹事，“是年，太宗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代喪亂，頗由祖尚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