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蹉跎歲月不蹉跎：抗大小學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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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後的一天，我終於見到了久違的大象。大象因為辦案到北京公幹，特地來與我相聚。

婷婷、小於和我在別墅接待了他。

酒過三巡，大象說起現在的年輕人：“現在的年輕人的確在許多方面，比當時的我們優秀許多。比如知識面廣、資訊靈通、辦事不拘泥於套路。但是，唯獨缺乏的是吃苦精神。我們警局就有不少這樣的高材生，論能力和知識水平，那是沒得說。一旦進入辦案瓶頸，往往退縮。這點真不如我們這些老同志。”

我打趣地說道：“獨生子女造就的一代，鮮有吃苦精神。我們可是經歷過抗大小學，7歲就自己搬桌椅上學。”

婷婷好奇地問道：“兒童小桌椅嗎？”

我搖了搖頭：“大學生用的實木桌椅，一套足有60斤，我那時剛過1米，扛起來走1公里。”

小於問道：“只聽說過延安的抗日軍政大學，盛京的抗大小學是怎麼回事？”

大象微笑道：“你們張總為此特意寫過一個小文，就是記敘抗大小學，你們有興趣讓他講講。”

婷婷興奮地說道：“我怎麼也不知道？老公，就講講唄！”

我迅速陷入了沉思，年過五十後，我不自覺地願意回憶過去，過去的故事，哪怕過了四十多年，依然恍若隔日。

1972年中國教育界發生一件大事：可能是為了緩解畢業生的就業壓力，全國中小學在校生集體“蹲班”半年。無奈，我的一年級還得再讀半年，大我五歲的姐姐當然也不例外。

至於抗大小學，也可能是盛京獨有的產物。

1959-1961年，中國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產生了大饑荒，據說餓死數以千萬計的普通百姓，人口出生率也銳減。

進入1963年，隨著“饑荒”的緩解和結束，人口出生率“報復性”增長。“三年大饑荒”新生兒人口總數僅為3986萬，而隨後的1963、1964、1965年三年新生人口總數為8334萬，較“三年大饑荒”暴增4348萬，增長率109%。

1966年進入文化大革命，百業凋零，全國經濟大倒退，國庫捉襟見肘，原有的教育資源，已經滿足不了入學新生的暴增需求。黨中央推出企事業單位自行辦學的要求，且國家不撥付1分錢。

當時中國其他城市的企事業單位連開資都困難，根本不具備自行辦學的條件。而作為“共和國長子”（亦稱“共和國提款機”）的盛京，尚有少許家底。於是盛京市委號召大型廠礦和事業單位，發揚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建校精神，因地制宜，自力更生創辦低年級學校。於是，在盛京就誕生了新中國的“奇葩”新生事物——抗大小學。

東工抗大的創立適逢我到入學年齡的1971年，本人榮幸地成為“抗大小學”的首批學員。

開學第一天，1971年的3月1日，殘雪猶存，道路依然覆蓋著冰雪。我和一群同齡人到“學校”報到。

從家到學校步行約半個小時，走到五宿舍盡頭，看到一個快坍塌的大門，左側門柱上樹立一箇舊牌匾，牌匾的背面翻了過來，用紅色粉筆書寫著“東工抗大小學”。

進入校區，看到的所謂“校舍”，就是廢棄多年的實驗室，一大溜簡陋的一層磚瓦房，幾乎沒有一扇窗戶擁有完整的玻璃，好在窗戶上面剛剛覆蓋了薄薄一層塑膠布。屋內沒有暖氣設施，偌大的教室，估計僅靠一個小煤爐取暖。新舊程度不同的煙筒，歪歪斜斜伸出窗外，不情願地冒著縷縷黑煙，以此唯一的尚帶點兒活氣的“隆重”儀式，歡迎著我們這些7歲的一年級“小豆包”。

班級人員是按照所在居住區即“x湖裡”分配的。一年一班是住在迎湖裡的，一年二班是帶湖裡的，三班是林湖裡的，四班是望湖裡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