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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後,姜星火左手是“細胞物質論”的本體論,右手是“致良知(或者說實踐出真理)”的心性論,就完整地構築出了自己的物質一元論的哲學大廈。

在此基礎上,姜星火用實學進行社會建設,用科學培養工業革命所需的人才。

如此一來,相當於從指導思想到實踐方法,從本體論到心性論,就都齊全了。

而有了姜星火這套完整理論的指導,世風、學風這些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姜星火繼續補充道:“先天之知與天理不同,雖然是真理,但在形式上是主觀的,因為其屬於認識範疇,不能等同於物質的客觀實在,但在內容上客觀的,檢驗‘致良知’效果的唯一方法,就是其客觀的社會實踐。”

實際上,過去以宋儒為代表的理學家們,總喜歡搞“致知在於格物”這套,認為要達到致知的目的,必須要從格物開始,而姜星火則認為並非如此,他認為“致知在於正心”,也就是人們在道德的反思中,清除過分的物慾和邪念,從而讓被昏蔽的“良知”恢復。

“實踐,倒是個有趣的說法。”

曹端對此很感興趣,他又問道:“那致良知的實踐之法,國師可否講的清楚一些?”

“自然可以,不過應該跟你們過去學的不太一樣。”

“哦?哪裡不一樣?”

胡季犁饒有興趣的問道。

他也不是一般人,自幼飽讀詩書,學富五車,而且以德行被人所稱道,後期算司馬懿,前期在安南算是類似於王莽的角色。

所以德行這塊,胡季犁還是有點發言權的。

“致良知的實踐之法,共有三步。”

實際上,姜星火既然能提出這套與物質世界一元論配套的心性論,就肯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致良知”是心學的大殺器,但同樣也有弊端,姜星火做的,就是儘可能地規避掉弊端。……

第4\/5頁“致良知”是心學的大殺器,但同樣也有弊端,姜星火做的,就是儘可能地規避掉弊端。

這是有充分歷史經驗的,因為心學在王陽明去世後,主要以王畿、王艮兩派為主,而這兩派因為沒有統一的方法論,所以都走歪了。

其中的一派,走入了佛家的心性論,成了狂禪派,就是漸中王畿一派,他們主張“良知當下圓成,更不須用消欲工夫,不須防檢與窮索,取頓悟而入,即本體更是工夫,而天機常運,雖有慾念一覺便化”,把良知當作佛性看,主張頓悟,沒有切實的方法論,最終越走越歪。

而另一派,則開始迫近魏晉玄學的心性論,成了清談派,也就是泰州王艮一派,他們從日用見在處指點良知,謂良知為天然率性、吃飯穿衣、飢食渴飲、冬裝夏葛,泰州學派把個人道德和社會道德的一切樊籬全部打破,其道德性遂缺失不足,行為怪誕,異議紛呈,所謂“上焉者習靜談玄以求頓悟,或作奇異之論以驚世駭俗;下焉者放蕩恣肆,每出名教之外”便是如此,舉止言談多放蕩不羈,只知清談心性,不務實事。

在王陽明的心學體系裡,良知作為本心的意味極其濃重,道德行為之發動、道德原則之制定皆導源於良知本體,而且王陽明認為世界萬物以良知本心為靈明,透過主體對於一點良知的存養與擴充,可達至萬物一體之境界。

也就是說,王陽明心學裡的“致良知”跟姜星火的“致良知”還不太一樣,姜星火只把“致良知”當做心性論的道德準則和道德修養方法,而王陽明則是把“良知”納入了本體論範疇,這跟姜星火的物質世界一元論是截然相反的。

因此,如果從心學本體論的視角來看,“良知即獨知”,契證內賦予主體的良知,惟己獨知,若無實地工夫來詮釋此獨知之本體,則本體將窒息於身體裡同樣,若無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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