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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難免有吹捧李淵的曲筆。
隨著唐儉墓誌的出土,《大唐創業起居注》中所塑造的李淵雄才大略沒有猶豫就拍板的形象不攻自破。霍邑一事《大唐創業起居注》記載李淵徵求李建成和李世民意見後直接決定的,功勞主要歸入李淵,李建成和李世民也各有一份。而唐儉的墓誌卻表明了阻止霍邑退兵是他最先提議的,唐儉是李世民的部下,唐儉將計策告於李世民,也才有了李世民後來勸阻一事。
《大唐創業起居注》為後世五代宋朝修訂新舊《唐書》《資治通鑑》資料之一,五代與北宋兩朝的史官同樣也沒有采納《大唐創業起居注》的觀點。明人胡震亨懷疑,溫大雅撰寫《大唐創業起居注》時,李建成是太子,所以才加上了李建成的名字,還讓他“壓番”李世民。
據《資治通鑑》記載:太子李建成性情鬆緩惰慢,喜歡飲酒,貪戀女色,愛打獵;高祖第四子、齊王李元吉,常有過錯;二人均不受高祖寵愛。世民功勳名望日增,高祖常常有意讓他取代建成為太子,建成心中不安,於是與元吉共同謀劃,並答應元吉在自己即位以後,立他為皇太弟,所以元吉倒向大哥建成,為建成盡死效力,他們各自交結建立自己的黨羽,組成太子黨,一起排擠李世民。
司馬光在編寫《資治通鑑》時認為:建成、元吉雖然是頑愚之人,既然被世民所殺,關於他們的記載,也很可能被史官渲染。[3]但這更多的卻是司馬光受宋朝儒家思想的影響,對風化看的很重,覺得一個繼承人就不應該有興趣愛好,才會將這段記載認為是抹黑,事實上,當時的世家子弟都有這些愛好。歷史上司馬光曾因為風化,主動向西夏國割讓原本屬於宋朝的兩千裡土地,而在其所著作《通鑑考異》中也記載“二說未知誰得其實。然劉說近厚,有益風化,故從之。”[7],可見司馬光主觀性認為“玄武門之變”有傷風化,也不難理解司馬光為何會對李淵李建成等人有所好感為他們說話了,也因為這一主觀因素在《資治通鑑》中引用中唐期小說《隋唐嘉話》記載:李世民對於朝中形勢猶豫未決,詢問李靖李世績的意見,二人都推辭了。《舊唐書》多取於唐官方原始史料,對其卻有截然不同的記載:李靖李世績說:“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請申犬馬之力。”
除此以外,據《資治通鑑》所記載:秦王世民引軍自晉州還攻夏縣,壬午,屠之。而根據《通鑑考異》記載,高祖實錄:帝曰:“平薛舉之初,不殺奴賊,致生叛亂,若不盡誅,必為後患。”詔勝兵者悉斬之。疑作實錄者歸太宗之過於高祖,今不取。然而在此事之前,李世民並沒有接管過夏縣,也沒有在夏縣受挫,而李淵卻親自負責夏縣攻略很長一段時間,期間被夏縣反叛,《資治通鑑》記載:武德三年二月庚子,李淵到達華陰,此後,直到四月壬寅才返回長安。這期間,對夏縣的攻略,均由李淵親自安排,二月甲寅,“遣將軍桑顯和等攻呂崇茂於夏縣”,李淵還親自安排對呂崇茂的策反工作,“尉遲敬德將兵助呂崇茂守夏縣,上潛遣使赦崇茂罪,拜夏州刺史,使圖敬德,事洩,敬德殺之”。而根據現有常何墓誌記載中,屠夏縣的時候,李世民已經離開夏縣返回長安,可見李世民不是屠城一事的下令者,也不是執行者,更沒有行事動機,只能是李淵所為。由此也可發現司馬光因主觀思想中潛移默化受“風化”影響,思維中難免對李淵進行美化,卻失去了客觀上李淵也是政治家,冤殺開國功臣劉文靜時就可見李淵行事果決狠辣,不念舊情,絕非善類,夏縣屠城一事因不符合司馬光對李淵的原有印象,“有傷風化”故此將屠城一事栽贓給了李世民。
《貞觀政要》記載,太宗看過由房玄齡所修改的精簡的《高祖實錄》《太宗實錄》後,對於玄武門一事有異議,要求“削去浮詞,直書其事。”之後魏徵讚美太宗:“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辭,雅合至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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