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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坦尚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為終點的另一條東非航線。這些從前人寫的《酉陽雜俎》和杜環《經行記》中也可窺一斑。
中國與東亞、東南亞及南亞的往來早已有之,至唐朝時期仍然往來不絕,且有加強的趨勢。唐朝時,新羅商人來唐貿易的很多,從山東半島的登州、牟平、文登,到江淮一帶的揚州、楚州,都有他們的足跡;日本前後數十次次派遣唐使來中國,最多時人數超過五百人,“名義上是朝貢,實質上是以貢品換取中國賞賜的絲綢為主要目的”,兩國的貿易交往已開始使用貨幣,足見其交往之甚。與此同時,同東南亞及南亞諸國的貿易,也因波斯灣航線的取道而興盛。
從海上絲路的規模來看,單就貿易的數額來說,據推測也已達到相當可觀的數目。到唐朝後期,廣州是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從船運數量上來看,每年來廣州的船舶數量不定,少者有二三十艘,一般的有四十來艘,大曆五年(770年)到廣州貿易的大小蕃船,竟達四千餘艘。如每艘裝載量為五十噸。則此年廣州外貿貨物的吞吐量即達二十餘萬噸。在這個年代,這已是相當可觀的數目了。
隨著海上貿易的興盛,貿易商品的種類也越來越多。波斯商人從東非、東南亞運來寶石、珊瑚、瑪瑙、香料、藥品及動植物,交換中國的絲、瓷、紙、大黃等物品。唐代南詔透過交通線同緬甸交流的貨物有氈罽、繒帛、**、琉璃罌、琥珀、光珠、瑟瑟、海貝等。新羅與唐朝之間的貿易很興盛,從中國運往朝鮮的有各種金屬工藝品、絲織品、高階袍服、茶和書籍,由朝鮮使節贈送唐朝的有金、銀、人參、毛皮等。唐朝和日本之間的貿易,主要是輸出絲綢、瓷器、銅鐵,輸入白銀。
沈若依娓娓道來:“海船出了長江口向北,日本是最重要的停靠點,那裡盛產白銀……”
劉鼎頗有些半信半疑,自言自語的說道:“日本出產白銀?”
沈若依說道:“是啊!日本出產白銀,你不知道嗎?”
劉鼎搖搖頭,他還真的不知道。
日本不是個資源貧瘠的國家嗎?居然還盛產白銀?
事實上,有唐一代,日本和天朝貿易中,最重要的貨物就是白銀。當時的日本,的確愚昧落後,甚至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家,天朝對於日本的認識,也處於混沌狀態。白銀是他們唯一拿得出手的東西,也是天朝唯一能夠接受的東西,每次日本遣唐使踏上天朝的土地,攜帶的最多的就是白銀。
當然,日本人也知道白銀是個好東西,就這樣送給天朝,他們也不捨得,於是偶爾間,他們也會提出一些反對意見。但是白江口大戰以後,日本人明白自己遠遠不是天朝的對手,日本也徹底淪為大唐的附屬國,對於大唐的政策不敢有絲毫的違背,其市場(或許不能叫市場)完全對唐朝開放,白銀也就源源不斷的流出。
海上貿易商人之所以如此積極的開拓日本市場,實在是被白花花的銀子矇住了眼睛,銀子畢竟要比銅錢更加的引人注目,天朝的商人們都趨之若鶩。由於登州、膠州、萊州等地瀕臨日本,中間的航線很短,天朝主要的海上貿易航線,都從這裡出發。當時這裡的對日貿易非常興旺,完全壟斷了這個行業,如果不是戰亂,江南商人還分不上份呢,
隨著安史之亂的爆發,各地節度使群起割據,相互攻訐,登州、膠州、萊州、海州等地的港口都受到破壞,部分的貿易額才漸漸的被江南搶走。其實江南地區和日本、新羅等地的貿易,還不到一百年的歷史。不過也正因為新,所以吸引了很多商人。當時有傳言,日本遍地都是白銀,只要船隻到了那裡,就可以盡情的往回搬。陸琪玉家族訂購的海船,就是專門用來跑日本、新羅兩地的。
劉鼎明白過來,若有所思的點點頭,自言自語的說道:“難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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