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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救市的重中之重。”
“對,我也同意江處長的觀點,加大投資。因為當前全球正處於經濟下行週期,老百姓手裡都緊巴巴的,國內消費需求明顯呈現疲軟態勢;與此同時,國際局勢變幻莫測,也給我們的出口帶來了極大的不確定性。因此,調節經濟、提振市場最終的著力點就只能落在投資上。”
“我認為加大投資的重點要放在基建上,”又一個教授緊接著發言:“基建專案涉及的上下游企業眾多,一個基建專案的落地很可能就會救活一個瀕臨破產的企業。只要企業收到了專案貨款,手裡資金充足,才能進行正常週轉運營,支援經濟朝著積極的方向發展。等到基建修建完工,又可以投入到經濟活動中使用,到時候也可以推動經濟發展,增加政府稅收,從而促進經濟增長。”
江寒知道,任何事情都具有兩面性,基礎建設的投資也是如此。
經濟疲軟時搞基建這套理論最初源於凱恩斯,當時凱恩斯的提議十分簡單粗暴,核心思想就是透過加大投資力度,給社會上的閒散勞動力“安排”就業,哪怕讓一波人挖坑,另一波人再給填上都行。
這種為了搞基建而搞基建的做法,在實際應用中則會引發基建工程使用效率低甚至閒置的情況。
投資基建的錢都是政府透過發行地方債券募集而來的,這種“一個人挖坑一個人填坑”的做法只是在加大政府的債務,並沒有為經濟發展帶來什麼積極的作用。
如果一味地加大投資,無視經濟結構的均衡,很容易造成投資在經濟中佔比過大,從而出現產能過剩的問題。
江寒也清楚,這四萬億投資的初心是好的,但最後導致的結果卻是不盡如人意。
2008年是我們改革開放的第30年,在取得巨大經濟發展的同時,我們的體制、社會、經濟都出現了問題,也就是到了要“大修”的年份。這一年的“兩會”上,提出了國務院機構改革、稅收改革、調整經濟結構等議題,希望透過深化市場機制的方式“修理”已出現的“故障”。有不少有識之士當年就大聲疾呼:放棄保八、藏富於民。
但是,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打亂了改革的步調,政府在2008年11月推出“四萬億投資”計劃。此後,無論是要素市場,還是商品市場都在向著政府、國企靠攏,甚至可以說連續30年的改革開放“開起了倒車”:政府辦市場。
這與容基時代的國企改革方略和2008年“兩會”的改革思路“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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