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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匆匆,轉眼一個月時間過去。
從1991至1994年初,港府不斷制訂並完善平抑樓價、打擊炒賣的措施,主要內容有:
買家須付樓價5%作按金;
限制內部認購比率低於50%;
樓花轉售徵收2.75%厘印費;
將住宅樓字按揭率由9成降至7成;
向頻密買賣樓字的投資者徵收利得稅;
將提前贖回按揭貸款的罰金增至5萬港元或樓價的3%;
將500萬港元以上住宅的按揭率降至5成,
等等。
措施不可謂不嚴厲,然而收效甚微。
首先是地產商普遍認為,管制太死,不利於樓市的發展;
其次,地產商與某些銀行暗中勾結,陽奉陰違,擅自提高按揭成數;
再次,港府在執行過程中不力,並有帶頭炒高價格的嫌疑(趁高拍賣官地)。
結果,樓價愈炒愈高,高到置業者無法承受的地步。
輿論在指責地產商、炒家的同時,亦嚴厲地批評港府。
1994年第8期《今日港澳》指出:“從港府來看,土地拍賣價格越高,庫房收入就越多。以去年為例,全年賣地及因更改用途而補地價收益達422億港元,再加上與物業有關的收入,如差餉、地稅、印花稅、地產公司利得稅等,差不多已佔港府總收入的70%。因此,政府土地拍賣往往選在地產市道最好之時,實際上對地價、樓價的攀升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對地產商而言,地價再高,最終還是要攤到消費者身上。”
地產商曾多次重申,管制太多,會造成樓市的蕭條。
地產商恰恰抓住港府的弱點,故港府口口聲聲嚴厲打擊,卻始終未動真格重拳出擊。
《快報》、《經濟日報》於1994年2月2日、3日發表文章,評論滙豐與恒生銀行收緊住宅樓宇按揭。
“目前香港樓價的升幅已如脫韁之馬,即使月收入數萬的夾心家庭(中產階級家庭),也惟有望樓興嘆;同時樓價暴漲使貧富之差更為懸殊,‘置業安居,對普羅大眾來說,已漸成為‘神話’。為求香港穩定繁榮,遏制樓價有其必要,但要得其法,尋求治本之道。治本之道,應是大量增加土地供應及加建公屋。”
港府對投放官地進入市場,始終持矛盾心理;大量增加土地供應,有利於平抑地價樓價。但是,這樣港府的土地就賣不了高價,必會減少財政收入。
港府希望的是“待高價而放盤”。
“供不應求與炒風熾熱,已成為一對怪胎。一方面市場供不應求引致炒風熾烈;而另一方面又因炒風熾烈導致空置單位增多,又再加劇市場供不應求的情況,形成一個惡性迴圈,令樓市連番攀升。”
輿論變得對地產商有利。
地產商紛紛開腔,指責政府有地不賣,屯積居奇。
新地公司郭炳江(郭得勝次子)公開發話:“樓價高並非不夠地,只系政府對圖則改用途,官僚程式‘拖’死人而已。”
布政司(僅次於總督的最高行政長官)陳方安生慌忙表態,聲稱港府會增大土地的供應量。
政府下屬的消委會幫政府說話,指責地產商有樓不賣,屯積居奇。
立法局議員劉慧卿小罵幫大忙,批評港府養肥了幾個地產商,對平抑樓價束手無策。
議員張文光則直言不諱地譴責10多位地產商聯手控制土地和樓市:“有地不起樓,起樓不賣樓,賣樓為炒樓,炒樓變空樓。”
發展商最忌“造市”的流言,紛紛予以反擊。
連不輕易表態的李超人也憤然開金口:“近日各方君子紛紛指地產商囤積樓盤唔(不)賣,帶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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