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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賣部老闆說：“以前養豬是自己的，種樹是自己的。現在賣豬要收稅，砍樹賣也要收稅。最氣人的是村辦企業！”
宋維揚笑道：“你們村裡還有企業啊。”
小賣部老闆說：“十多年前辦的，大家都集資，這家10塊錢，那家20塊錢，有錢的就湊幾百塊錢。企業是大家的，賺到錢按股分配，過年的時候分錢特別熱鬧。後來不行了，企業不是大家的，是村裡面的，整成了大鍋飯，賺到的錢還要被鎮上拿去一些。誰幹啊？廠子就垮了唄。”
洪偉國解釋說：“村裡的廠子我知道，垮掉的真正原因，是產品賣不出去。”
宋維揚問：“以前產品都賣到什麼地方？”
洪偉國說：“賣到附近的鄉鎮集市，顧客都是農民。後來農民手裡沒閒錢，買產品的就少了。”
宋維揚默然不語，寥寥幾句話，呈現出來的其實是中國鄉鎮農村的市場崩潰。
中國農村改革是從1978年開始的，之後的十年是農村發展的黃金時代，併成為中國數千年曆史當中，農民收入最接近城裡人的時代——空前絕後。
這十年間，農村、農民和農業推動中國經濟蒸蒸日上，農民糧食充裕，還搞起了無數鄉鎮和村辦企業。而那時國家財政雖不寬裕，但還不斷撥款新修水利，並幫助農村建設醫保體系和教育體系。
可到了1987年之後，財政分灶吃飯，事權下放，農村所有事情都由鄉鎮政府負責，連軍烈屬的費用，市以上財政都不撥錢了，實際的結果就轉移負擔給農民。農村包括修路、通電、電話、蓋學校都要靠農民集資，而農民出錢之後，這些東西的產權卻不是農民的。
接著又是94年稅改，地方政府沒錢，搞得市縣級別也從農民身上撈錢，農村負擔呈幾何倍提升。
農村，農民，似乎一下子被遺忘。
宋維揚想要搞這個論文的最初目的，是因為喜豐的產品只能賣到縣一級，村鎮市場的收益幾乎為零。他從那些資料中發現，中國農村的經濟是崩潰的，而此時有九億農民，這九億農民喪失購買力，還談什麼拉動內需？
不調查沒有發言權，透過跟小賣部老闆的一番交流，宋維揚發現，90年代的農村改革並沒有像他想象中那樣放緩，而是加速了！
農村改革的速度，遠遠超過城市改革和國企改革，只不過農村改革的方向跑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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