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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有些刺耳，怎麼能這麼說呢？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的，是關係到黨和國家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大是大非問題。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會有左中右之分，就必然會有兩條路線的鬥爭。馬天生的邏輯思維是很清晰的，既然群眾分為兩派，那麼肯定應該是左派和右派之分，要都是左派就沒有必要對抗了。解放軍支援左派，這是中央的戰略部署。而這位李軍長的情緒卻很成問題。
馬天生是個有豐富經驗的政治工作者，在情況不明時，他決不會發表自己的觀點，今天一點兒小小的「火力偵察」，就發現了不小的問題。「李軍長，我先告辭了，希望咱們今後合作愉快。」「那就不留你了，鄭秘書，替我送送。」馬天生走出門時還琢磨，他好像剛剛被一個首長接見過，心裡一時找不到正軍級幹部應有的感覺了，他明顯感到，這個李軍長不是個好共事的人，此人太傲慢，簡直是目中無人，此外，他隱隱約約感到，此人權有可能是那個司令部的人。
其實馬天生也未必就看得起李雲龍，他認為自己從軍二十多年爬到正軍級，這是有原因的，除了有些老首長提攜，主要還是靠自己的才幹。馬天生在南京政治學院學習時，他的學習成績很好，讀了大量的書，尤其是對馬列經典著作的研究有相當深的造詣，厚厚的一本《資本論》快讓他翻爛了，在當時的部隊政工幹部中，像馬天生這樣隨口就能引用馬列經典的幹部確實極少，平心而論，就理論水平而言，馬政委一開口，像李雲龍這樣的老粗，只有乖乖聽著的份。馬天生人品並不壞，當過學雷鋒標兵和學習《毛著》積極分子，他也曾像雷鋒那樣雨夜背著老大娘走十幾裡地，周圍的戰友們誰家有了點兒困難，馬天生知道後會毫不猶豫地解囊相助。做這些事的時候，他是很真誠的，絲毫沒有沽名釣譽的意思。對於上級的指示他從來都是堅決執行的。雷鋒同志那句座右銘：對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這也是馬天生最為推崇的並身體力行去做的。問題是，這年月，同志和敵人的概念是很模糊的，角色也經常發生錯位，經常有這種現象：上午還是同志，下午就成了敵人。解決起這類問題，馬天生是毫不含糊的，上午給他「春天的溫暖」，下午就給他「冬天的冷酷」。馬天生在組織部門找他談調動工作時，就多了個心眼兒，他要弄清楚這個將要與他共事的軍長的資歷、戰功和背景。好在摸清李雲龍的底並不費事，軍內高階將領中認識李雲龍的人太多了。他的預感告訴他，這個極具個性色彩的將軍是個不好共事的傢伙。他們之間的地位是不可能平等的，不沖別的，就沖李雲龍1927年參加紅軍和那一身的戰傷，馬天生就自覺得矮了一截。他太清楚了，在一支從戰火中拼殺幾十年而不斷強大起來的軍隊中，資歷可太重要了。1955年授銜時，馬天生親眼所見一個佩著三顆金燦燦將星的上將見了自己在紅軍時代當過他班長的一個中將時，還畢恭畢敬地立正敬禮。中將不但坦然接受了他的敬禮，嘴裡還不乾淨地發著牢騷：「他媽的，沒法兒幹啦，班長當中將，戰士倒成了上將。」上將恭敬地說：「什麼上將中將？戰士什麼時候也得聽班長的。」這件事給馬天生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他和李雲龍雖然同屬正軍級，但資歷可沒法比，就算馬天生升到軍區司令的位子上，李雲龍也不可能把他放在眼裡。資歷的差異是先天的、根本沒法補救的。在兩人共事的初期，馬天生一直小心翼翼的，儘量表現出很尊重李雲龍的樣子，而李雲龍也沒太把這個坐直升飛機上來的政委當回事，因此倒也相安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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