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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天生認為,他和李雲龍的矛盾不是出於個人恩怨,主要是兩人之間的政治觀點南轅北轍。「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指揮的,其目的是防止修正主義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使領導權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裡,使紅色江山永不變色,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除此之外,別的都是小事。可李雲龍的表現引起了馬天生的政治警覺,他憑直覺感到,李雲龍對「文化大革命」這個群眾運動抱有很深的成見和反感,從觀點到行動都似乎故意和「文化大革命」運動對著幹。這個人別看文化程度不高,但城府極深,喜歡幹實事而不喜歡多說。馬天生想,他都幹了些什麼實事呢?從他性格上分析,他可不是個甘於寂寞的人,城市打成這樣,他會視若無睹?杜長海死得很蹊蹺,馬天生可不是傻子,他才不相信那個神秘的殺手是來自「井岡山兵團」。活幹得乾淨利索,極其專業。馬天生自然而然地想到那支神秘莫測的特種分隊,如果有確鑿證據表明杜長海之死和這支特種分隊有關,這就有文章可作了。
熱線那頭的首長聽了馬天生的匯報後一反常態地沒吱聲,似乎在考慮什麼,過了好一會兒,首長才說:「看來調查一下是有好處的,知彼知己嘛。這個李雲龍說起來哪個山頭也不是,又和哪個山頭都有聯絡,這不是個能輕易搬動的人,不沖別的,就是曾在一軍團幹過這一條,他頭上就有了保護傘,林總的老部下,誰碰得?除非你能拿出過硬的材料證明他對抗『文革』運動。你要密切注意,以這個人的性格,他遲早要做出點兒事來的。『樹欲靜而風不止』嘛,你應該知道,誰想對抗『文革』運動,不管他的資格多老,功勞多大,都不會有好下場的。」馬天生默默地掛上電話,心想,誰笑到最後誰笑得最好。
1967年2月,中央軍委的幾位副主席、元帥和政治局的幾個資深的領導人,為了保持軍隊的穩定,表示對「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不滿,在懷仁堂大鬧了一場,惹下彌天大禍,被稱為「二月逆流」。此事觸怒了毛澤東,他把幾個政治局委員召到書房,面色陰沉,語調嚴厲地說:「終究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到底還是有人跳出來,公開地反對『文化大革命』了……」毛澤東又情緒激動地說:「要鬧個什麼結果?把張春橋、姚文元拿去槍斃,把江青絞死,我和林彪再上井岡山去打遊擊!把北京留給他們?」處於權力頂峰的毛澤東動了雷霆之怒,任你是身經百戰的元帥、功勳卓著的開國將軍都嗓若寒蟬,旋即消失在政治舞臺上。在廣袤的國土上,政治風暴又起,反擊「二月逆流」、反擊帶槍的劉鄧路線。這些口號成了此時中國的主旋律。全國到處在衝擊軍隊,八大軍區全部遭到衝擊,全國軍分割槽以上的單位80%受到衝擊,70%的各級軍隊負責人被揪鬥,造成軍事通訊中斷,指揮失控,北京的三大總部及各軍、兵種總部幾乎全部癱瘓。
這段時間,李雲龍連續接到在北京的各總部工作的老戰友打來的電話,他們都勸李雲龍要做好準備應付更大的麻煩。至於為什麼會成了現在這個樣子,誰也說不清,都說總的感覺是好像國民黨又打回來了,反正是資格越老、功勞越大的幹部越要倒黴。老夥計們出於好意,都對李雲龍說,你小於脾氣太壞,硬頂是要吃虧的,有些事能應付則應付,實在應付不了就乾脆找個地方躲躲。李雲龍說:「屁話,躲還不容易?哪個老戰友家的白菜窖裡都能給我擠出塊地方,可老子又沒幹傷天害理的事,憑什麼要像耗子一樣躲起來?那不成逃兵啦?我的部隊咋辦?虧你們想得出來,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看他們能把老子怎麼樣。」說歸說,罵歸罵,李雲龍也看出來了,形勢越來越緊張了。本市的幾派造反組織已經把他恨之入骨了,據鄭秘書匯報,街上的大字報,有80%全是沖他來的,封他的頭銜不少。「大軍閥」、「隱藏在軍內的野心家」、「劉,鄧路線在我市的代理人」、「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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