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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的香港,從戰後初期的60萬人口,迅速暴漲至150萬人口。香港本來就房屋短缺,再加上日軍炸燬很多房屋,所以許多人被迫露宿街頭。露宿者驟看又貧又髒,但細看卻發現他們生活得很有條理,並無絕望放棄的跡象。

他們在地上和外牆上放著隨身物品:草蓆、竹筐、竹掃帚、炊具、錫鐵罐,環境物盡其用,小孩還可有玩耍的空間。廉價勞動力的湧入,只待後面無數資金、技術的湧入,三者相互結合,成就香港未來三四十年的工業化輝煌。

1946年的香港,最高建築是‘第三代滙豐銀行大廈’,樓高70米,共13層,是當時遠東規模最大的建築物,亦是香港首座裝有空調的建築物。

滙豐銀行大廈在香港日治時期,曾經被用作政府總部,後因物資緊張,日軍曾將門口的銅獅運至Rb準備回爐取銅。Rb投降後,兩尊獅子被美軍發現,在麥克阿瑟命令下運回香港,這對銅獅子一直沿用至後世。

1946年的香港,法律規定‘普通民房’最高不能超過五層,而香港的居民房普遍為‘唐樓’、‘騎樓’風格。這個時候的物業買賣,是按照‘棟’、‘幢’為單位來賣,至於‘分層出售’、‘分期樓花’尚未有人提出來。(後世,1948年吳多泰提出分層出售、1954年飛艇泰提出分期付款和樓花、公攤)

1946年的香港,住房租金開始上漲,隨著大量富豪、工廠主的湧入,租金將在1949年達到一個極其誇張的程度。想要租房,得先要向房東支付一筆‘頂手費’,再支付每月的房租。房東只用幾年時間,便將物業本身的價值賺回來。(據記載,寧波包家在1948年租賃一層千多尺物業,頂手費為2萬港幣,月租為450港幣)

1946年的香港,1英鎊固定兌換16港幣,1美元固定兌換4港幣。香江的警察薪資是120港幣\/月、普通銀行職員薪資是100港幣\/月,而絕大多數人的薪資遠不及這兩種職業。

3分錢可以坐上港島電車、5分錢可以坐天星小輪穿越港島九龍、3分錢一塊麵包、三毛錢可以吃一碗中環‘鏞記酒家’的炒河粉,而‘鏞記酒家’的粥已經漲到8毛錢。(毫=角,仙=分)

1946年的香港,絕大多數工廠的工人每天需要上班16個小時,並且全年無休,他們的薪水也十分廉價,在30~100港幣區間,賺的錢僅夠溫飽。正是憑藉這些廉價的勞動力,那些企業家才將香江的塑膠業、成衣業、紡織業、玩具、手電筒、雨傘等商品,打入全世界。

也正因為勞動力如此廉價,很多年輕人找工作最喜歡是當警察,其次是加入社團(也是碼頭勞力),最後才是進工廠;就連女孩子選擇物件也是持如此看法,一些女孩子更是寧願當有錢人的姨太太,都不願意嫁給窮小夥。這還是一個大清律法和大英法律共同存在的時代,香江是一個高度資本的社會,一切向錢看、向厚看。

1946年的香港,街頭的人們著裝是中西合璧,婦女很多都是白衫黑褲,留著長長的麻花辮,大多數婦女背後還用布帶綁著小孩;偶爾幾位少婦穿著長衫或旗袍,勾勒出曼妙身姿,格外吸睛。

男人一部分是汗衫長褲,還有一部分是襯衫西褲,再搭配分油頭、手錶,這差不多是兩個階層的穿著。而路人行色匆匆,卻印證著香江戰後的生機勃勃。

1946年的香港,黃包車是這個時代最普遍的交通工具之一,與叮叮噹噹的香港電車和新興的汽車巴士爭搶生意。至於計程車,這個時候全港只有不到200輛,另外大概還有持牌汽車1400輛、貨車1100輛。

黃包車的車伕,是這個時代香港華人艱苦生活的最佳寫照,車伕是赤貧階層,一心只顧兜接客人,筋肌健碩但未老先衰,他們頭頂草帽,或穿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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