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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鄉、大隊,這就是一個簡單的基層三級管理架構。
在滿清治下,縣官便是最基層的官員。
再往下也有里長、保長這些基層管理人員。
但是縣裡面對這些里長並不實行直接管理。
里長、保長通常都是由當地計程車紳大戶兼任。這些人承包了地方上的稅收。
大戶掌握了收稅的權力,天然會將這些稅從自己的頭上轉嫁給百姓,這就是導致一個結果,那就是增加了百姓的負擔。
然後這些人再透過向無地的百姓發放高利貸,以達到兼併他們土地的目的,最終讓這些自耕農破產。
而華族的制度彌補了一些漏洞。
鄉鎮公所的官員也是華族的正式官員。他們對各個生產大隊有直接的管理權力。
他們透過委任生產隊長,將這種權力延伸下去。
另外華族恢復實物稅收,農民只要等收穫之後,從收穫的糧食中取出一定的比例上交到鎮公所的糧倉中便可以了。
華族官府在每個鄉鎮公所建立糧倉,管理稅糧和地方上的救災糧食。
這也讓農村地區增強了抗災害的能力。
曾國藩還發現了一點。那就是華族的正式官員資格放低了下限。
通俗來說就是擴大了編制的範圍。
鄉鎮公所的官員成為了最低階別的官員,要是在滿清時期,這些位置頂多是由普通的吏員擔任。
而吏員是沒有什麼上升空間的。
華族的官僚體系給了這些人上升的空間。因此同樣的人,他們所掌握的知識沒有任何的改變。
但是這些人做事效率和行為作風卻有了極大的改善。
在任何時代,中下層的人失去上升空間都會產生災難後果。
黃巢、洪秀全都是落第的秀才。他們肯定是有真才實學的,要是能夠透過正常渠道成為國家的精英階層。
那麼黃巢可能會幫沒落的大唐解決掉藩鎮割據的問題。洪秀全也許會幫滿清開啟洋務運動。
正是因為這些人無法走上正常上升的渠道,他們才會走向另外一個極端,那就是打破既有的權力體系。
在俘虜營,曾國藩在理論上認識了華族。在老家的這段時間,他又從實踐方面,深入瞭解了華族的基層管理模式。
透過直接管理,讓普通百姓免遭過多的不必要的盤剝。資源能夠更多的集中到國家的手中。
以前的百姓受到的剝削非常重,但是最後真正到國家手中的才有多少呢?
歷朝歷代都存在這樣的問題。想想當年的大明,偌大的國家,一個富裕到南方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的國家,一年的貨幣稅收僅僅是幾百萬兩白銀。
還不如一個海商一年的流水。
就在曾國藩在家中閒來無事研究華族基層管理架構的時候。
上面來人了。
來的人是他的曾經的幕僚李元度。
李元度三十幾歲,儀表堂堂,做人正派,喜歡研究學問,身上有很濃的書卷氣。
他與汪士鐸不同。在政治上,李元度主張輕徭薄賦,治理貪腐,與民生息。
他認為只要百姓生活安定富裕了,國家自然會強大,也不會再出現匪亂。
他認為混亂的源泉在於官府的壓迫與剝削。
而汪士鐸則認為百姓是混亂之源,只要減少人口便可以讓國家恢復安定。
汪士鐸這樣的人,華族也不敢用,因此在俘虜曾國藩之後就將其給放了。
這些人也就只會動動嘴皮子,還沒有到犯罪的程度。
更何況,學術上有一些這樣極端特別的聲音,也不一定是件壞事情。
李元度則進入了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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