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流湧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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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宗親政後的指導思想是全面恢復新法，因此重用新黨骨幹大臣是重中之重，在當年王安石几位核心骨幹中，蔡確已經病逝，呂惠卿因為背叛王安石被新舊兩黨摒棄，章惇回京任相，還有一個曾布，哲宗也把他召了回來任翰林學士。

雖然熙寧年間曾經反對新法，但曾布在新舊兩黨中口碑一直不錯，並未因為倒戈而被大家視為叛徒，因為曾布的倒戈與呂惠卿完全不同。

呂惠卿背叛王安石，除了背叛王安石的執政理念，更多的是在背叛王安石個人，想取王安石而代之。而曾布不同，當年曾布上疏市易法的種種弊端，是因為市易法真的有問題。

而曾布之所以會發現市易法的弊端，源頭還在於神宗。

熙寧七年，新法的施行已經逐漸深入的情況下，各項法度的弊端也逐漸暴露，其中對市易法反對聲最大。

市易法是在開封和其他大城市設立市易司，平時平價收購滯銷的商品，待商品短缺時平價售出，一方面減少商戶們的商品滯銷的風險，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政府出售商品的收入。

看起來法令確實不錯，市易法施行之初政府給了大量儲備金用於經營，很快的，各地市易司因為資金實力雄厚又背靠政府，成為當地日常商品的專營機構，不管你這商品滯銷不滯銷，反正市易司來了，都要摻和一腳。

這種經營模式掙了不少錢，但也嚴重破壞了地方上的商品經濟，政府壟斷了貨源，大小商販都進不來貨，根本無法維持正常經營，紛紛破產。

商人雖然地位不高，好歹也是大宋子民不能坐視不理，曾布經過調查，將具體問題如實彙報上疏神宗。

市易法問題這麼大，難道王安石都不知道嗎？

王安石是知道的，實際上每一項具體的新法或多或少都存在問題，王安石也都知道這些問題的存在，可王安石是首相，新法中最重要的青苗法、免役法和保甲法才是他要親自全力貫徹的法令。抓大放小，其他的法令一般都是呂惠卿、章惇、或者曾布本人去督辦。

王安石氣的是曾布不打招呼，不給自己彙報而是直接去彙報給了神宗。

曾布時任三司使，在宋朝政治框架中，三司同中書、樞密院、翰林學士院、御史臺、諫院這些機構一樣，是屬於皇帝直管。但由於事分輕重緩急，中書和樞密院兩府的領導才是宰執，其他機構的領導只能算是普通高階官員，類似於不進常委的委員。

既然不進常委不是班子成員，那班子裡肯定有分管你的領導，王安石一手提拔了曾布，是曾布的親密領導，有事兒卻直接彙報給神宗，你說王安石氣不氣？

王安石很生氣，曾布卻很委屈，因為這活兒是神宗親自安排給他的。

當時主抓市易法的是呂惠卿，神宗安排曾布調查，曾布只能領命，調查出來的結果各地市易司確實存在嚴重的壟斷商品壟斷經營現象，完全脫離了市易法的本意。

曾布上疏之後，引起王安石和呂惠卿的強烈不滿，於是呂惠卿直接上疏彈劾三司賬本中英宗治平年間與神宗熙寧年間國家歲收幾乎沒什麼區別，但根據全國各州縣的統計數字和戶部的統計數字，熙寧年間變法之後收入大增，不知多出來的錢被三司統計到哪兒了？

涉及到會計記賬，這可是所有新黨的強項，呂惠卿攻擊曾布賬務混亂，其實說的也對，三司的賬確實亂，熙寧年間新法增加的收入沒有及時統計，反而治平年間皇帝內帑的收入都算到了國家歲收中去，所以賬面上看起來新法施行之後，好像國家也沒多幾個錢。

要放在現代社會，就這種記賬水平估計上市公司早就破產了，但是在宋代這個問題不怎麼嚴重，國家本來就不怎麼在乎記賬，所以說呂惠卿攻擊的很對，但事兒本身是個小事兒。

小事兒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