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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元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致治之本,惟在於審。量才授職,務省官員。故《書》稱:‘任官惟賢才。’又云:‘官不必備,惟其人。’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於畫地作餅,不可食也。《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又孔子曰:‘官事不攝,焉得儉?’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此皆載在經典,不能具道。當須更並省官員,使得各當所任,則無為而治矣。卿宜詳思此理,量定庶官員位。”玄齡等由是所置文武總六百四十員。太宗從之,因謂玄齡曰:“自此倘有樂工雜類,假使術逾儕輩者,只可特賜錢帛以賞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與夫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遣諸衣冠以為恥累。”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助朕憂勞,廣開耳目,求訪賢哲。比聞公等聽受辭訟,日有數百。此則讀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賢哉?”因敕尚書省,細碎務皆付左右丞,惟冤滯大事合聞奏者,關於僕射。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夜恆思百姓間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養百姓以否。故於屏風上錄其姓名,坐臥恆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於名下。朕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輩實治亂所繫,尤須得人。”
貞觀二年,太宗謂右僕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來命卿舉賢,未嘗有所推薦。天下事重,卿宜分朕憂勞,卿既不言,朕將安寄?”對曰:“臣愚豈敢不盡情,但今未見有奇才異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於當時,不借才於異代。豈得待夢傅說,逢呂尚,然後為政乎?且何代無賢,但患遺而不知耳!”德彝慚赧而退。
貞觀三年,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比見吏部擇人,惟取其言詞刀筆,不悉其景行。數年之後,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獲善人?”如晦對曰:“兩漢取人,皆行著鄉閭,州郡貢之,然後入用,故當時號為多士。今每年選集,向數千人,厚貌飾詞,不可知悉,選司但配其階品而已。銓簡之理,實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將依漢時法令,本州辟召,會功臣等將行世封事,遂止。
貞觀六年,太宗謂魏徵曰:“古人云,王者須為官擇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則為天下所觀;出一言,則為天下所聽。用得正人,為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戒懼。故知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須慎擇。”徵對曰:“知人之事,自古為難,故考績黜陟,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審訪其行。若知其善,然後用之,設令此人不能濟事,只是才力不及,不為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強幹,為害極多。但亂世惟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週上疏曰:“治天下者以人為本,欲令百姓安樂,惟在刺史、縣令。縣令既眾,不可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悉稱聖意,則陛下可端拱巖廊之上,百姓不慮不安。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遷擢為將相,必先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入為丞相及司徒、太尉者。朝廷必不可獨重內臣,外刺史、縣令,遂輕其選。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太宗因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簡擇;縣令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
貞觀十一年,治書侍御史劉洎以為左右丞宜特加精簡,上疏曰:“臣聞尚書萬機,實為政本,伏尋此選,授任誠難。是以八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管轄,爰至曹郎,上應列宿,苟非稱職,竊位興譏。伏見比來尚書省詔敕稽停,文案壅滯,臣誠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於時省務繁雜,倍多於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事應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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