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盛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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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還特意從身分低微計程車人中破格選用人才，擔任參與國家政治中樞主要決策的侍中、常侍、給事中等職，讓他們能夠出入宮禁，隨侍左右，顧問應對，參議要政。這些成為近臣的官員，身分相當於帝的賓客和幕僚。皇帝親自任和直接指揮的高階將顉，也往往參議機要。大司馬大將軍衛青、大司馬驃將軍霍去病，權勢都超過丞相，又兼以“侍中”之職，具有了參與宮廷重要決策的特殊地位。於是，和屬於丞相、御史大夫和九卿所構成的官僚機構“外朝”相對應的“中朝”得以形成。

“中朝”又稱“內朝”，由皇帝左右的親信的近臣所構成。重要政事，“中朝”在宮廷之內就先自作出了決策，再交由“外朝”的丞相來執行。

尚書，本來是皇帝身邊掌管文書的官員。“中朝”形成之後，尚書的地位日益重要。尚書和一般僅僅參與宮廷議政的官員不同，由於既有官署、官屬，又有具體的職司，作為皇帝的秘書機構，在“中朝”逐漸居於核心地位。

主管郡國上計和考課，並且根據官吏的政績，奏行賞罰，是丞相的主要職責之一。然而在漢武帝時代，卻有皇帝親自接受“上計”的情形。元封五年（前106年）春三月，漢武帝曾經東巡至於泰山，接受諸侯王列侯朝賀，“受郡國計”。太初元年（前104年），又曾經“受計於甘泉”。漢武帝直接“受計”，說明當時他已經牢牢把握了對各地諸郡國的控制權（前112年）。

儒表法裡

儘管漢武帝親近儒者，推崇儒學，不過實際上武帝對儒家是尊而不用，漢武時代的政治精神，外表像是文德並茂，實質卻是刻薄嚴厲的。漢武盛世的丞相，只是擺設，實權卻是在御史大夫身上。當時御史大夫的人選，如趙禹、張湯、杜周、桑弘羊等人皆是法家代表人物，為了討伐匈奴，必須使國力高度集中，他們便遵行這種政治原則來辦事。他們最重要的任務為：一、嚴密防止國內發生叛亂。二、儘量開發利源。

為了達到國內的徹底控制，武帝首先改訂法律。元光五年，他命張湯、趙禹共訂律令、造成西漢的法律恢復到秦代的嚴酷。例如其中的“見知法”，裡面規定如果看到別人犯法而不檢舉者，便與犯者同罪。這樣一來，官吏治法都以嚴酷為主，因此產生不少酷吏，如義縱、王溫舒等人，造成不少人民與高官因罪被殺，這種現象，在漢武帝晚年時最為嚴重。

至於開發利源方面，以鬻賣官爵為其中重要的一項。這項辦法始於元朔六年，由政府設“武功爵”十一級，這對吏治產生莫大的損害。此外最重要的是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包括國營貿易事業的經營、新稅的徵收，新貨幣的發行以及鹽、鐵、酒的專利等。這些政策推行，大大增加政府的收入。

察舉制度

漢武帝也非常注重人才的開發，他確立了察舉制度，是中國有系統選拔人才制度之濫觴，對後世影響很大。

漢武帝進行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人口統計。

軍事

在軍事方面，主要是集中兵權，充實了中央的軍事力量；改革兵制。派衛青，霍去病出擊匈奴，使北部邊郡得以安定，派張騫出使西域，開括了西北邊疆：開通了西漢聯絡西域以至中亞給地通道。

武帝時代，以軍事成為條件實現了漢帝國的疆域擴張。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北邊軍事形勢的改變。匈奴自秦末以來一直威脅中國北邊，使農耕生產的受到嚴重影響。武帝即位之後，決心設法解決匈奴的外患問題。於是對匈奴發動一系列的戰爭。

經過衛青、霍去病等人的北伐後，使得西漢西北邊境上的威脅基本解除。匈奴對中原北邊農耕經濟造成嚴重破壞的局面得以恢復。匈奴在軍隊主力以及人畜資產受到嚴重損失的情況下，繼續向北遠遁，形成了漠南無王庭的形勢。西漢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