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百九十五章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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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梁惠王有何‘利’吾國的所言的‘利’是‘短利’，‘近利’。

短‘利’，近‘利’人人都會，地上有一百塊，你不用教誰都懂得撿起來。

但因為撿這一百塊，若被東家或讓失主看到了，那麼利則為害。或者二者都沒有，從此滋生了不勞而獲，守株待兔的思想，這都是害。

人之所以染上賭癮，都是從一開始賭博贏錢開始的。

所以孟子的‘仁義’是勸梁惠王舍‘近利’逐‘遠利’，只有‘仁義’才是‘遠利’，不要舍大取小。

這才是孟子符合易經‘趨利避害’的地方。

透過利他來達到利己，這是儒家的‘義’，而後世的朱熹看別人不明白，於是急了趕緊悄悄聲補了一句‘不求利無不自利’。

如果說孔子定義了什麼是‘仁’，那麼孟子定義了什麼是‘義’。

墨子犧牲自己，奉獻他人的‘義’，非常地崇高非常的偉大，但大部分人做不到。而孟子的‘義’，才是兼顧‘利義’的中用之道。

易經的‘趨利避害’之道就是‘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只是後世儒者將‘義’和‘利’片面地對立起來。

因此章越給王安石上書孟子也講‘利’。

王安石看章越之書心底大大認同，司馬光抨擊自己‘頭會箕斂’，違反了‘孟子之志’。

王安石反擊道：“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害，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徵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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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王安石又與曾公亮說‘孟子所言利者，為利吾國。如曲防遏汆，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孳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

章越用易經‘趨利避害’，‘孟子‘言利’實質上的支援了王安石，也表明日後若他主政的【國事】上於此不變。

信在這裡章越只寫了一半，下面說了為何‘仁義’之不行。

老子言‘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莊子言‘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老子和莊子對儒家這一套‘仁義’都不感興趣，甚至嗤之以鼻。

是老子莊子錯了？還是孔子孟子錯了？

說到做到不是一回事。你要達到‘仁義’的目的，不能用‘仁義’的名義來提倡。

否則越提倡‘仁義’，世道就越虛偽。提倡什麼，什麼就衰弱。你一用力就跑偏，‘著力即差’。

要實行‘仁義’，必須反者道之動也。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正是因其不仁，所以才仁萬物。

所以人道要法天道，為政也要不‘仁’。這點上法家才是看得最透徹的那一個。

韓非子有言‘君之於民，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

對君主而言老百姓的作用就是，君王有難，百姓就要為君王而死，若無事，百姓就要996幹到死來奉養君王。

法家說話不好聽，但是一針見血，句句都是大實話。

‘害生於恩，恩生於害’。怨恨都是生於恩惠之中，反之斯德哥爾摩症者大有人在。

嚴刑峻法之下，反生出感恩戴德之心。

所以治國當求‘仁義’，卻不可一味以‘仁義’之道治國，必須輔以法家。

王安石看到這裡時，紙張隨之在春風微微顫動。

王安石心道，若是早遇章越二十年，自己當將他收之門下，如此何必託之呂惠卿，曾布。

可惜，沒有如果

……

深宮之中。

高滔滔正聽聞張茂則的稟告。

“這王雱雖居天章閣待制，但風評一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