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零六章 意外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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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淮看著趙益成僵坐在那裡沒有言語,知道管理層一律由委任改聘用叫他心裡發毛,一時難以接受。

作為市鍛壓廠廠長,趙益成同時又是副處級行政幹部,要是後臺硬些,他完全可以從久不見起色的市鍛壓廠調到區縣,或者調到市轄局委機關,擔任副縣局級的黨政官員,而接受沈淮提出的改制條件,則意味著要完全將自己的退路堵死。

沈淮笑了起來,說道:“圍繞國營廠的進一步改革,股份制試點工作近兩年來才有一些實際性的進展,東華市更是滯後許多。但說到以產權改革為理論基礎的股份制改革,在國內其實也早就不新鮮。合資、外資企業進入中國也有十多年的歷史,像市鋼廠跟富士制鐵的合資專案,說到底是基到產權基礎上的合營,而非是經營權基礎上的合營。民營合股企業,也早就預設了按股、按產權分享經營決策權及盈利的事實——這一切延伸到國營廠可以說是必然。不過,因為涉及到‘姓資’還是有‘姓社’的意識形態問題,國營廠的進一步改制工作遲遲得不到突破。即使有些地區進行試點,但從根本上還是沒有完全脫離‘二保一掛’的經營承包制範疇。目前市裡拿出來進行試點的十一家國營廠,具體的改制進展有先有後,但有幾家的改制草案,我有看過,說起來,實在沒有什麼新鮮的地方。”

趙益成微微頷首,倒不是認同沈淮的什麼觀點,而是相信以沈淮的能力,要看到市鍛壓廠提交給市裡的改制初稿,實在不能算什麼困難的事情……

“從早就存在的事實,到正式頒佈《公司法》以及中央在十四屆三中全會明確可以按資本進行分配,也明確城鄉居民可以將儲蓄等個人資金投入企業參加收入分配,經歷了十來年的時間,”沈淮說道,“而當下國營廠改制,要是一切都在現有的框框裡轉,又談何試點、談何實質性的突破?十四屆三中全會明確國內可以按照資本進行收入分配,雖然沒有明確將國營廠納入其中,但也沒有將國營廠排斥其外。對國營廠管理人員的獎懲激勵,一直以來都是改制工作的重要內容,但多年來沒有實際性的進展。承包制的‘兩包一掛’,也只是要求企業職工工資總數與企業效益掛鉤,但說到對管理人員的獎懲,大體還是執行八六年推行的規定,認為管理層個人收入可以比職工高出1到3倍。想更一步的拉開差距,則變得困難而苛刻。要深度進行產權方面的改革,要從根本上讓管理人員跟企業自身的發展息息相關,同生死、共進退,要從根本上改變管理人員的獎懲辦法,要使管理人員有可能獲得普通工人十倍甚至百倍的薪資收入,管理人員放棄國家幹部的身份,則是必然的前提條件。雖然現今社會,既當官又大發橫財的不在少數,但在明面上,從現行及即將推行的體制,則不存在既當官又發財的好事。我這麼說,趙廠長能夠理解?”

聽過沈淮一席話,趙益成才略為明白,沈淮之所以強調改委任為聘用,實際也是要在現行的法律法規及現實基礎之上,尋找國營廠進入深入產權改革的可行道路。

談到廠領導層個人收入的問題,趙益成是深有感觸。

他作為市鍛壓廠的廠長,昧著良心,一年撈幾十萬的黑色收入,不是太困難的事情,但他明面上可以從市鍛壓廠拿到的工資跟獎金,通常最高只可以比普通工人高出三倍。

“關於當下經濟體制改革的原則,其實早就確立,就是‘效率第一,兼顧公平’八個字,而不是反過來說‘公平第一、兼顧效率’——改革,就是要尋找一條新路,既不能嚴重牴觸現行法律,但又要有所突破。拿一句罵人的話來說,就是要‘鑽法律空子’。‘鑽空子’,能把企業辦好,能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就是改革成功。想踩著現有的、安全的道路去走,那不叫試點,也不叫改革……”

趙益成跟沈淮沒有過什麼接觸,只是從站在遠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