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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存在,好在“我們正在開始認識,並著手解決。”

陶勇在講話是提到:赫魯曉夫時期,他領導的蘇聯同樣寄希望於“和平演變”,提出了西方國家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為此,中共給予赫魯曉夫以有力的反駁,從此中蘇就意識形態問題發生矛盾和爭論,中國稱蘇聯變成了“修正主義”,最後中蘇決裂。

陶勇在講話中最後提到:毛澤東主席認為,處於執政地位的我們的黨和幹部,為了防止自己脫離群眾直至蛻化變質,除了應當堅持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嚴於律己以外,還必須接受來自各方面的監督。他說,“主要監督共產黨的是勞動人民和黨員群眾”;同時還有民主黨派。“因為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所以“有了民主黨派對我們更為有益”。這些主張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接下來的幾天時間,各大報刊都紛紛發表理論文章,參與到這個大討論之中,國家和省級電視新聞中也多次播發大討論的新聞,正反兩個方面都在,理論觀點針鋒相對,但都是一些搞理論研究的學者提出的,共和國的高層都保持了沉默,沒有表明自己的觀點,可那些學者則是他們利益代表,由他們衝鋒陷陣,這是政治上的需要,一句話就可能將自己置於萬劫不復之地,陶勇旗幟鮮明的態度無疑是一場政治賭搏,贏了則扶遙之上,輸了則一厥不振,因此都在觀望之中,大討論則逾演逾烈。

大討論所以針鋒相對,其實是陶勇的講話中的一段話觸動某人的神經,很有可能觸及了他們的即得利益。這段講話全文是:應當看到,由於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黨和國家的幹部隊伍中的極少數意志薄弱者發生腐化墮落的情況,是難以完全避免,也不難解決的。但是,如果黨和國家的幹部隊伍中形成了特權階層、貴族階層,那麼,問題的性質就會變得嚴重起來,黨和國家政權就真的面臨變質的危險了。因此,毛澤東強調,為了打掉官風,使幹部與群眾打成一片,防止特權階層貴族階層的形成,我們必須“肅清一切工作上、作風上、制度上的錯誤”。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多次強調必須防止形成“既得利益集團”,這同毛澤東的上述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八月十九日,蘇聯發生政治事變,舉國上下一片譁然,整個世界為之震驚。雖然事變3天后就以失敗結束。政變的發動者本想挽救蘇聯這個瀕臨解體的超級大國,而政變失敗的結果則加速了蘇聯的解體。

蘇聯的政治事變讓上層看到了“和平演變”的危險性,支援陶勇觀點的人越來越多,反對聲逐漸變弱,但上層還在觀望著蘇聯形勢的變化,沒有形成統一的思想。

戈爾巴喬夫試圖透過新聯盟條約把這些加盟國鬆散地拼湊在一起,把原來高度統一的國家變成一個國家的聯合即邦聯。事變後,又有一些共和國要求獨立。9月6日,新成立的蘇聯國務委員會承認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三個波羅的海共和國的獨立,這是蘇聯瓦解的一個突破口。

進入12月,蘇聯迅速瓦解。12月1日,人口和經濟實力佔蘇聯第二位的烏克蘭全民公決,贊同烏克蘭獨立。12月8日,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領導人甩開堅持簽署新聯盟條約的戈爾巴喬夫,共同簽署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協議。協議說,“蘇聯作為國際法主體和地緣政治現實正在停止存在。”12月21日,除波羅的海三國和喬治亞外,11個共和國的領導在哈薩克的阿拉木圖舉行會晤,宣告這些共和國準備以“平等的建立國”參加“獨立國家聯合體”,發表了《阿拉木圖宣言》。正式宣佈“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即蘇聯)停止存在”,並通知戈爾巴喬夫,取消蘇聯總統這一職務的設定。

1991年12月25日,世界將記住這一天。上午10時,戈爾巴喬夫來到克里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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